放走汪精卫 善耆不善骑

2009年11月14日 08:20中国经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快到年终了,北京照例是格外地冷。

严寒并没有能阻止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的上访,他们在中央各个部门不停转悠,递交请愿信,要求提前立宪、早开国会。

主流史家一般认为,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摄政王载沣,对此相当恼怒,因为他并不想真正地实行宪政。此时,立宪万能论已成为大清国的主旋律,人们或过于天真地相信,或过于世故地假装相信,只要一立宪,大清国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各省咨议局希望这一政改能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社会。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显然难以认同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尽管他们也实在希望尽快建立这个能令“皇上世袭罔替”的宪政体制。

请愿团无疑成了1909年寒冬里一个最烫手的政治烤红薯,各部门领导难以表态,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避开雷区,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此类“太子党”因为掌握着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往往能成为改革的有力先锋。

铁腕

只有一个人例外——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位铁帽子王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方面的各项工作,但并没有直接表态。根据并不十分可靠的史料记载,在谈话过程中,这位京剧的超级发烧友,突然把头上的帽子扔到地上,唱了一句《空城计》中的戏词“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举座愕然,善耆哈哈一笑: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一台气氛僵硬的政治谈判,增添了一抹娱乐的轻松色彩。

后世史家普遍认为,这一戏剧性场景,是善耆在表白:如果“先帝”(光绪)在世, 立宪早已实现,其矛头直指载沣。这种一厢情愿的揣测,其实只是后世史家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使然。善耆虽然是铁帽子王,但“爵位”与“实职”毕竟是两码事,依然可能随时被清理出权力中心,去过那“享受王爷级别待遇”的政治平民生活,他没有任何必要与载沣结怨,更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与载沣有过节,非要在各省代表面前抖落。与其说那是善耆对立宪请愿的含蓄支持,毋宁说是他在一个难以表态的问题上的特殊搪塞。

善耆基本上是一位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好“骑手”。

在出任民政部尚书的数年间,他成为最为活跃的改革弄潮儿之一,丝毫不亚于当时的地方督抚们。民政部权限很大,既要负责地方自治那样的深层次体制改革,也要承担公安部及新闻审察署的职能,负责全国警政及报刊监察,并且还是首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负责机关。

在政治方面,善耆的宽容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化倾向。对于立宪请愿运动,激进的地方督抚们大多并不能与谨慎的中央保持一致,而善耆就是中央政府中少见的“速进派”。北京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主管官员吃不准如何处理这家天子脚下的抗议团体,怕担责任,不敢表态,也建议善耆审慎对待,最好把球踢给军机大臣们。但善耆却直接批准了。他表示:“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无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善耆甚至“指使”民政部侍郎黎宗岳,出面组织“国会期成会”,创办《国报》,直接鼓吹立宪。

如此旗帜鲜明,当然是与善耆作为铁帽子王的身份直接有关。此类“太子党”因为掌握着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往往能成为改革的有力先锋。

善耆在推行警政时,就以铁腕著称。为了贯彻治安管理条例,他经常微服私访,有贝勒乘马车超速行驶,并且逃避巡警执法,善耆闻讯后,亲自出面查扣违规车辆,震动京师。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北京巡警执法力度很大,甚至连他的福晋违反交通规则,也照样被处罚,他不仅不指责巡警,反而给予表彰。1908年年底,国家连遭大丧,人心不稳,西方外交官们普遍认为,北京能在这一特殊时期维持稳定,光绪与慈禧的两大国葬皆能顺利进行,颇得益于善耆的运筹有方。

勇于任事、善于任事之外,善耆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与三教九流都友好相处。

怀柔

1900年,义和团动乱,光绪与慈禧逃离北京时,善耆一直护送在侧,但随后即被派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和李鸿章办理日常政务。在这期间,他与主持日本占领区治安工作的川岛浪速成为朋友,随后聘用川岛建立北京的巡警制度,并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川岛为养女,这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川岛芳子。

局势略微稳定后,中央任命善耆出任崇文门税务监督。这是大清国最著名的肥缺之一,其关税收入曾一度在全国各关卡中高居第四,当年和珅就是靠着这个职位成为大清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善耆却很“傻”,一上手就推行廉政风暴,对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严厉查办,在国家税收直线上升的同时,断了不少人的财路,“肃王轻佻而好喜功”的评价便在北京城满天飞,如果不是他过硬的“太子党”血统,早就被这些急红眼了的既得利益者们整趴下了。时人对善耆的评价很高:“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勇于任事、善于任事之外,善耆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与三教九流都友好相处。

新政开始后,善耆便派贵胄学堂监督李步青主动联络海外的康梁等人,1909年~1910年间,他还特别批准了康有为的“帝国统一党”在北京登记注册,这样的举动,令向来尖酸刻薄的康有为也大为叹服,称为“中国官认立党之雷震第一声”。

对于提倡暴力排满的革命党,善耆也多方笼络。他不仅在幕府中聘有革命党人,还曾经为同盟会总部捐了3万元,表示自己“一心推行宪政,故望党人支持”,因此赢得了不少革命党人的好感,客观上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意志”。但他还是严守着自己的基本原则,当章太炎希望这位“贤王”能加入同盟会,“要使千载而下,睹其史书,瞻其铜像”(《致清肃亲王书》)时,被他谢绝;而当日本人出面为革命党要求将西藏分割出来作为“民主政治实验国”时,更是遭到善耆严拒。

最令时人及后人感慨的,是在善耆的斡旋下,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恐怖分子”汪精卫,居然得以免除一死(参阅本专栏2月23日《爱新觉罗软着陆》)。善耆在此案中“亲临审讯,兆铭从容陈词,无几微乞恩意。王且愤且怜之曰:‘此书生不晓事,何庸杀也’”。(《大清肃忠亲王墓志铭》),“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让汪精卫等人站着说话、不下跪、不刑讯逼供,甚至还给他们送书送报,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优待政治犯的先例。汪精卫的罪行,本应依法处死,在他的斡旋后,摄政王不惜“践踏法律”,改判为“永远监禁”,为此还引发了最高法院(“大理院”)的严重抗议(参阅本专栏9月14日《帝国司法独而不立》)。

其实,早在处理光复会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时,因恩铭于徐锡麟个人有恩,且为长辈,徐为政治信念而不惜“恩将仇报”,挑战了伦理底线,激起中央大员的众怒,多数人主张应加重处罚,要求对其实行挖心酷刑,甚至恢复灭九族,“以戒后之为逆者”。善耆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对付革命者,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彼革命排满之徒,已心甘鼎镬,不畏一死,酷刑重罚,已难禁其逆谋。何若将该逆正法外,其亲眷戚族,均勿连累,以示朝廷德泽之厚。”当他的意见没被采纳后,他就联合醇亲王载沣等联合斡旋,终于将徐锡麟的家属保全了下来。

在关系到个人“前途”的问题上,他似乎总是不合时宜地要逆流而行,成为一个并不“善骑”的孤臣。

孤臣

后世的很多史家,多将善耆的宽容解读为对革命的畏惧与忽悠,只是表面“迎合”而已。一个实力完全占据上风的执政者,不惜低声下气地“迎合”羽翼未丰的反叛者,而不是将威风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这样的自律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前乏古人、后缺来者,或许,这也是在日后的疾风暴雨中爱新觉罗家族得以“软着陆”的原因之一。

善耆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政,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在位时似乎总与革命党勾勾搭搭的善耆,在辛亥革命后,却崭露了其对于故主的无比忠诚,成为宗社党的坚定成员。相反,当年那些对革命党喊打喊杀的“爱国者”们,在新形势下一反常态,为了争取“优待”与保全,对新政权曲意逢迎。在那个痞子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善耆不合时宜地成为一个另类,在关系到个人“前途”的问题上,他似乎总是不合时宜地要逆流而行,成为一个并不“善骑”的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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