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荡秋千”

2009年11月14日 09:28中国经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20多年没用过暖气,这辈子是用不上了。”83岁的张大娘说这话时,郭师傅正在刚打好的白铁烟囱口上划“×”。烟囱是使用蜂窝煤炉必不可少的辅助设备,带“×”的一端表示口窄,能套在另一节里。

郭师傅打烟囱的地段位于太原市三桥街,距此1公里左右,山西省政府、省政协和太原市政府分布周围。此前的10月11日,太原市物价局就城市居民供热价格调整举行听证会,两套方案调价增幅分别为38.89%和48.15%。

“这日子怎么过啊?因为金融危机,我们厂从2008年底到现在一直恢复不了生产,半个月就上几天班,生产出来的设备还卖不出去,只能放到仓库里。”在山西风雷机械厂工作的王师傅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己现在每个月只能领取约500元,而因为煤矿重组,小矿关闭、大矿限产,电煤市价已从450元/吨上升至600元/吨。

资料显示,风雷机械厂制造的产品包括石材开采设备、大坝防渗漏工程施工机械、型煤机、石油机具等,在山西煤矿停产重组的大背景下,销量可想而知。

后遗症初显

身居同一条煤炭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与王师傅们境遇相同的大有人在。

刘朵顺的三四辆运煤车已在家趴了大半年。“正常情况,一年拉个两三万吨煤问题不大,一吨煤怎么也能赚个10元、20元的。”刘朵顺告诉记者,村里像他这样做煤炭贩运生意的车辆大概有100多部。

刘朵顺所在的晋城市泽利县苇町村位于山西省南部,与河南交界。2003年以前,苇町村共有4个矿井。虽然矿上一直没有发生过大型事故,但2005年山西省要求煤矿单井年产能必须达到30万吨,所以到2006年时只有1个矿井还在开采。

“本以为这个经过扩建的矿井不会再有问题,但省里2007年要求年产能必须达到60万吨,村里只好集资3000万元加上贷款投资1亿元再次扩产。”刘朵顺说,“没想到的是,2008年,这一要求再次增至年产能90万吨。”苇町村只好将矿井作股49%,被泽州县煤炭局所属的国有企业兼并。

“村里有矿,开票、洗煤、加工、短途拉煤、长途贩运等中间环节都能赚钱。现在煤矿并入了国有企业,人家有自己的经营体系,用人少,大家就都没事可干了。”刘朵顺贩煤时结识的朋友常虎亮说。

“2008年1~10月,我们创造了5亿元利润,今年同期1000万元利润都不到。”沁新集团副总裁郝维俊说。

与此相应,沁新集团所处的长治市沁源县财政收入同样大受影响。郝维俊介绍称,2008年公司累计缴纳税费7.8亿元,但2009年1~10月,公司缴费仅3.6亿元,预计2009年全年不超过4.5亿元。而2008年,沁新集团缴费占了沁源县财政收入的50%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山西省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8.1%,2009年上半年GDP增速-4.4%,是全国唯一GDP负增长的省份。

再次转型

主政山西一年多来,山西省省长王君的大动作主要有二:除了煤炭重组外,八大产业振兴规划是重点。山西当地媒体将此称为山西调整产业结构的“新”转型,以区别于1999年时的“老”转型。

资料显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山西煤炭开始滞销,电力、冶金也下滑严重。1999年,山西省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跌至全国倒数第一。

基于此,1999年6月,田成平接任山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底,山西省召开了调整产业结构的运城会议。此次会议提出了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目标:2000年起步、2001年入轨、2002年初见成效、2005年明显见效、2010年达到全国中等水平。

然而,此次山西省产业调整仅仅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200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煤炭市场形势好转,山西省自然又回到了“挖煤”的老路上。

“从‘十五’到‘十一五’,山西经济一直贯穿的主线有两条: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二是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每一届政府可能侧重稍有不同,但主线鲜明。田成平书记任上力推‘1311’规划,后来刘振华省长提出了‘双兴’战略(指新兴能源和新兴工业),王君省长强调‘三个发展’(指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容和平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但山西 经济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资源依赖型,一个是市场价格牵动型,由于培育替代产业需要较长周期,所以一旦煤炭价格好转,地方财政和税收就容易瞄准见效更快、更容易的煤炭挖掘。”

容和平是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委联席高级专家。

十年一轮回,山西再次面临新的经济结构调整周期,而被认为是“新”转型的“八大产业振兴规划”进展似乎同样难如人意。

10月18日,来自山西省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联席会议的信息称,山西省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增长仅0.5%。而在拉动这0.5%增长的主要因素中,1至9月,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8%,创近15年以来最高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4.6%,高出全国平均值30多个百分点,列全国第二。

显然,“八大产业振兴规划”要发挥功效,尚需时日。而房地产、“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掩盖了煤炭重组的阵痛。

统计数据显示,1至9月,山西有26条高速公路先后开工,总里程2000公里。高速公路已投资360多亿元,全国排第四位、中部6省第一位。

政策摇摆

当然,对于运力紧张的山西来说,“铁公基”投资的加强并非坏事。在山西口碑甚佳的山西省前省长胡富国,就是因为修了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入晋、新机场建设三大功绩而广受好评。

“在我看来,煤炭整合是好事,但整合不应当是‘国进民退’式的。”容和平表示,“现在的情况,认识上有误区,操作上有偏差。”

容和平认为,现在山西省正处于经济、政府和社会三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最基础的工作是保证就业增长、以就业为本。而在拉动就业方面,民营中小企业的贡献率在70%左右。

“山西省政策多变。”一不愿透露姓名的煤炭业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山西虽然是能源大省,但一直缺乏整体规划和布局。同时,山西省领导也更换频繁,不到5年换了三任省长。”

前述人士表示,新领导上任后都会出台新政策,这直接导致山西的煤炭政策晃来晃去:前任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后任严格控制,政策往往“一刀切”地在两端“荡秋千”。

确实,2006年于幼军任山西省长期间,其大力推动的煤炭“产权明晰”改革正成了今日王君推行煤炭整合的最大争议。被整合的很多温州煤商质疑,自己当年以“市场化”方式获得了煤矿运营权、缴纳了资源价款,而现在又被“行政指令”提高门槛、排除出了整合主体。

容和平表示,“山西省的资源转型之路没有可参照的样本。国际上,美国犹他州、德国鲁尔的转型都很成功,但借鉴它们的技术没问题,可体制、制度经验学不了。它们是‘邦联制’,可以给自己立法,但山西不行,山西多煤少水缺资本,没有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大突破,山西转型很难成功。”

“安全发展最终也是为了发展。山西经济要改变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政府实现审批为主到服务为主的转型,社会发展转变到以民生为中心,‘十二五’期间,观念是先导,体制是关键。”容和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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