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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越早越好

2011年03月17日 00:25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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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佩蒂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全国“两会”集中传递出了政府短期内要控制住通胀的信息。同时,也讨论了长期的转型问题,也就是提高居民消费。

中国居民消费在1980年代时仍占到GDP的大致50%,这是一个较低的比例,但和其他低消费的亚洲国家相比仍不算太低。在2000年,GDP中的居民消费比例就降到了46%。之后,消费下滑的速度骤然加大,2005年中国的消费占比已经跌到了GDP的40%。到2007年,消费占 GDP的比例进一步跌到了35%。这期间,中国贸易顺差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幅增长。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创下了历史性纪录,大大超过了1980年代的日本和1920年的美国。而且在1980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是当前中国在全球占比的2倍之多,1920年代的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则是当前中国在全球占比的4倍。

理解中国的低消费增长和高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增长模式和国内失衡的核心。过去,居民收入一直被“隐形征税”是重要原因。这类“隐形征税”主要有三类,包括汇率、劳动收入增长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低利率。这导致了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费占比的持续下滑。

首先,低汇率是一种对本国消费者征税、对可贸易部门的生产和贸易商进行补贴的政策。这种税收有效地刺激了出口制造,但是它的成本是居民收入对全球商品购买力的降低。其次,中国劳动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改革的早期,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但在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甩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高速上涨翻了3番,但劳动收入只翻了2番。这一结果是劳动收入被隐形征税,其在中国经济总量和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滑。再次,低利率政策使得借款的企业由此受到补贴,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大型工业企业,基建投资商和各种政府投资机构。过去十年中,每年大概有5%-7%的GDP收益由此从居民那里被转到银行和借款企业那里。

这也并不是只有中国如此。1920年代的美国,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委内瑞拉,1970到1980年代的日本,1980到1990年代的“亚洲小老虎”们,均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发展策略,最终让这些国家的发展遭遇了一定的挑战。现在,对世界其他国家消化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能力的严重依赖,长期低利率导致的一些资源配置的低效和错配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损失,还有劳动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反过来会让中国的增长面临挑战,而且风险往往会在多年后表现出来。以日本为例,日本已经耗去了20年,来为1980年代的低利率政策摧毁的财富埋单。

应对这种发展模式,转型拖得越久,转型时遭遇的痛苦也越深。不过,转型要求中国提高居民消费在GDP占比,并大幅调减投资增长率,因为越高的投资率,就越会要求把居民的收入转向企业,补贴投资和出口。而大幅降低投资率的同时,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的必然降低。这就是转型所面临的两难。转型的要求是希望中国尽快降低投资率,提振消费,避免长期投资积累导致的债务问题。而担忧则是经济速度的一定放缓。但是,转型已经是既定的正确方向。

中国能以多快的速度解决经济转型问题,将直接影响转型过程中要承受的痛苦程度。没有一个全球的先例说明,经过长期的过度投资后,经济转型可以迅速的、顺利的实现。1930年代的美国,1980年代的巴西和委内瑞拉,1990年代的日本和1997年后的“亚洲小老虎们”皆是如此。越早、越果断地面对这些转型问题越好。

(本文由评论员郭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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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obot] 标签:中国 年代 增长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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