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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单调社会的受害者
2006年10月30日 09:42思维的乐趣

      《卓别林自传:一生过浪漫生活》

卓别林/著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4年8月

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一个看似多样化的社会其实却也有着单调性的危险,因为贯穿于其中的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把一切严肃和不严肃的事物都在调侃中娱乐化,因为只有娱乐化的东西才是有市场的,于是我们整天在银幕、电视机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都是娱乐化的欢笑、娱乐化的眼泪、娱乐化的整个生活。当然这种说法有些绝对,而且,我们面临的想要成为单调思维方式的还不仅仅是娱乐思维这一种。但是当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主流,从而用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的生活单调化的危险却常常存在。而有时候,这种单调社会还具有强烈的对人的侵犯性。

查理·卓别林就曾经是一种单调社会的受害者。

在卓别林的自传《一生想过浪漫的生活》中,卓别林这样描述他同路易·阿拉贡、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三个当时大名鼎鼎的左派会面后的感受:“听了哈里(卓别林的律师)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

此前卓别林刚刚由于他的所谓的“亲共产党”倾向,在离开美国之后被拒绝再次入境。

事情并非没有先兆。在重新剪接《凡尔杜先生》(它刚刚通过令卓别林头疼的电影审查)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执行官打来的电话,要传卓别林到华盛顿去接受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讯问。被传讯的一共有十九个人。卓别林以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和公司会因为自己的离去而遭受损失为理由,没有去参加讯问。而其他那些发誓要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被传讯者,都因为藐视法庭罪坐了一年牢。

此后卓别林在宣传他这部自己以为会获得成功的电影时,也屡屡因为亲共问题受到责难。

“卓别林先生来至本市,主持其新片的放映。他既然充分表演了一个‘同路人’(指同情共产党的人)的角色,我现在就向他挑战……叫他下不了台。”这是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责难新闻。而在发布会上美国记者们更是表现了单调思维方式者对拒绝这样思维的艺术家是如何发难的。

一位靠近前边的女记者问艺术家:“你是共产党吗?”

“不是,请问下一个问题。”艺术家说。……

“你可认识汉斯·艾斯勒?”另外一个记者问。

“认识的,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你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吗?”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不根据政治交朋友。”

可是单调思维者怎么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思维方式?另外一个记者问“可是,你好像是喜欢共产党人”。

“没有人会吩咐我应当喜欢谁或者仇视谁。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艺术家也不能理解一种思维方式如何会很轻易就把人们的思维变得如此单调,他开始生气,甚至为自己辩护的话也不知道如何答复。他说自己没有想到自己想谈电影,而结果变成了一场政治辩论。

此后要把卓别林——这位“忘恩负义的共产党同情者”——“赶到苏联去”的言论开始充斥媒体。

移民局提出要向艺术家问几个问题:“你说你从来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吗?”;“你有一次发表演说,用了‘同志们’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为什么要奉行共产党的路线呢?”。

查理·卓别林在回答朋友问他为什么会招致美国人的反感时,似乎很清楚原因。他说:“我最大的罪过当时是,现在仍旧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肯与人同流合污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肯随波逐流,跟着大伙一块去仇视共产党。”于是这样,艺术家就开罪了他所说的“特权爱国者”。

一种思维方式的贯穿,从而造成了一个社会的单调。无论这种思维方式的来源和名目多么堂皇,单调后的社会总会给一些不愿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的人造成伤害。第一位在古巴找到正在打游击的卡斯特罗的《纽约时报》记者最终被迫离开《纽约时报》,主编、也是他的好朋友卡特利齐给出的原因是,由于他和卡斯特罗过于接近,所以可能无法保证报道的中立。其实真正的原因问一问那时候被迫离开BBC和《时代》的记者,就可能知晓:因为人们无法同那位强大参议员已经贯穿了整个社会的单调思维相抗衡,这个社会已经很单调。就好像奥本海姆本人是不是同苏联有联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和卓别林一样没有这样思考;二战时居住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还有没有同日本的联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时候的美国社会已经被一种简单的爱国思维支配。

所以无论是《一九八四》还是《美丽新世界》,做出的其实都是一种类型的预言,奥威尔和赫胥黎也是一个类型的预言家:他们都预言了一种单调思维方式主宰的单调社会是何等可怕。

查理·卓别林的童年相当不幸。一位单身母亲试图把两个幼子抚养长大的故事总是充满各种悲惨的情节。但是卓别林成为一位出色的丑角演员的梦想却是在这样一个不幸家庭中培养起来的。事后他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取得成功。从他的自传来看,应该说卓别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所关心的也许只是电影和通过电影来谋取利润,甚至他的曾经颇受争议的私生活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实在很平常。他也像所有平常人一样,喜欢炫耀自己同知名人物的关系,毕竟在卓别林的时代几乎所有人,从政治领袖到知名作家都会喜欢认识卓别林。而这种既伟大又简单的人往往容易被单调社会所伤害:当卓别林在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激进团体黑龙会曾经希望借助刺杀卓别林来挑起日美争端,这时候没有人会考虑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美国记者和部分公众或者说特权爱国者向卓别林发难时,也没有人考虑他曾经带给美国人多少欢笑。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从来没有人会考虑他们必须为单调社会做出牺牲的。极端的单调社会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一切都是政治的思维方式。

也许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有警惕我们的社会被单调化而让一种单调思维主宰所有人的思维的危险。最近的一些争论也已经让我们看到,始终有人试图拿单调的思维方式来挤压采取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我们的社会始终存在单调思维的危险,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受害者。



作者: 李翔   编辑: xu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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