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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亚洲价值观”时内心的不屑。那是1996年，我19岁，自认为是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西方（它可能只是美国与西欧）在我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近代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近代的科学发现、技术突破都是它们带来的。我多少相信除去学习它们，我们所能做的甚少，“亚洲价值观”像是拒绝变革者的托辞。
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了。长达20年的对“东亚奇迹”的赞美顿时烟消云散。“裙带资本主义”取代 “儒家资本主义”成为描述亚洲时最时髦的用语，我喜欢保罗·克鲁格曼的讥讽口吻，对于亚洲的成就充满怀疑。
但是，10年过去了。亚洲的经济增长比最初想象的富有韧性得多。昔日的“四小龙”的复苏能力令人吃惊，在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谓的被铲平的世界里，中国与印度正被视作不可阻挡的力量。而经济增长的确正蔓延到更广泛的地区，从亚洲大陆这一边的上海到另一边的迪拜，新兴的亚洲超级城市正在刷新经济增长的模式。至少在经济意义上，在欧洲人创造了“亚洲”这一词汇的200年之后，亚洲越来越可能被视作一个整体，不同国家间关系的错综连接感日益强烈。
我对亚洲所知甚少。过去半个世纪里亚洲最伟大的两个主题——去殖民化和经济增长，和我的智力成长缺乏联系。在青春的年代，我想知道纽约、伦敦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吉隆坡、胡志明市的生长与演变的过程。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尽管亚洲人得意于自己的物质的丰富，对于自己却保持着惊人的无知。亚洲创造了世界40%的GDP，但对于描述与分析自己缺乏建树。至今，我所看到的关于亚洲的著述，主要是来自美国与西欧的作家、学者与新闻记者，而不是出自中国、印度或是巴基斯坦。亚洲总是过分乐于倾听别人怎么说，却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经济增长为亚洲造就了一批世界最富有的人物，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思想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亚洲的经济增长本身，更像是杰出的模仿者与应用者，她聪明而勤奋地采用了领先者的观念与技术，而没有创造自己的智力储备。
如果中国注定要成为亚洲的领导者的话，她对于亚洲的理解，就变得至关重要。作为一本试图报道亚洲事务的中文杂志，《东方企业家》也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亚洲国民加入思考自己过去与未来的行列，用头脑与双脚去感受亚洲的多样性与命运变化。在改版后的第一期杂志里，我们选择了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作为封面人物，他是亚洲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成就的最佳代表人物，他如今对于慈善业所倾注的热忱与想象力，更表明亚洲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将财富积累转化成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将是亚洲下一个50年的最重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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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知远
编辑：
xu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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