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民族永远绑在一起

在西方，在崇祯皇帝上吊五年以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也走上了穷途末路。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可以说是东西方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西方经过人文主义的大觉醒和科技的大进步，东西方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不甚偏倚的天平。而随着明朝的灭亡及满清的入关，世界的天平失衡了。

亡国先亡天下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然而他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中国历史上的腐朽黑暗时代人们历历可数，最腐朽黑暗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崇祯之前的天启年间。为什么？为一个活人造生祠，这本来就有些出格了，况且这个活人是个流氓无赖起家的阉人；这还罢了，建祠的档次竟还要同“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显赫得无以复加，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阉人的生祠建在岳飞墓和关公庙之间，让一位过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长叹一声！但这一声长叹的代价却是惨遭毒打，身首异处。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开封甚至扒了两千间民房建起一座气势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为建生祠还拆了学堂和其他庙宇。这个阉人魏忠贤的最大功绩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东林党人前仆后继但都一一惨败后，熟读圣人书的人们开始选择沉默，而相当多的选择了拍马逢迎。试想，有那么多的当官为政者情愿甘当一个阉人的鹰犬，甚至干儿干孙，朝野充斥着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儿义孙”之类腌渣杂碎，朝政的风气已经无耻到何等地步？读到这一页历史，三百多年后还让我们为民族里这样一群人的丑陋、虚伪、凶恶、嚣张与软弱感到耻辱，而这些事情真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祯就是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但他以十七岁的小小年纪，驱逐客魏，剪除阉党，整肃吏治，却显得干净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个国家的期望。当时，许多士人和百姓都觉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转，将开始新的复兴了。

然而，烂摊子毕竟是烂摊子，并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在滑向无尽的深渊，以至于朱由检从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而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的窘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愈加地严峻。朱由检不由地先乱了阵脚，继而手足失措，继而焦头烂额。可以说，忧心忡忡的心态一直贯穿着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们在评述崇祯帝时，大多认为其痛失江山的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两个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难以一贯始终，多疑使他难以容忍失败，多疑使他变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毁长城。人们看到，无论是防御后金的边塞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竟如走马灯一般调换。人们看到，类似袁崇焕这样出色的将领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场上；人们还看到，崇祯帝在洗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后，多疑使他最终启用的不少人竟还是阉人，只不过换成了自己亲信的阉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