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克鲁尼在2005年推出了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一部是他执导的《晚安，好运》，一部是他制片的《辛瑞纳》，同时他在影片中都有着“恰当”的戏份。这两部电影无疑强化了他在好莱坞“名副其实的自由派”的身份。于是，好莱坞将2005年称为乔治·克鲁尼年。而这两部影片都是非商业、非主流的，它们与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紧密联系。两部影片的共同点是需要观众具有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准确地”入戏，或许这两部影片适合的观众是：从事媒体、商业和国际关系工作者。

《辛瑞纳》有着网状结构的叙事，抨击了美国经济核心“石油体系”的现有建制。它涉及美国石油体系的运作与幕后操纵，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中东问题，企业间的合并与司法介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美国”的问题，要想让他国观众兴奋起来是很难的。《晚安，好运》亦是如此，要真正看清这部影片，它的幕后信息非常重要，比如麦卡锡主义，爱德华·莫罗（本片主角）其人，当下美国的社会氛围，以及克鲁尼本人的政治倾向和个人情结。而另一方面，乔治·克鲁尼的思考方式也“非常美国”，大而化之、浅显明了，所以看这两部影片并不会十分吃力：他对莫罗的个人崇拜与对50年代电视演播室的迷恋，以及黑白影像的选择，都令《晚安，好运》有一种迷人的质感；而《辛瑞纳》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在人物架构如此复杂的状况下，叙事节奏和场面调度都相当从容自信，流畅简洁。即便我对石油经济、中东问题的大部分知识仅来自官方的媒体，但对于理解这部影片没有任何障碍，尤其是对于这部影片重点刻画的三个人物（基层间谍、能源专家、高级律师）陷入道德困境的理解。

先说《晚安，好运》的背景。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最紧张时期，美国社会产生了某种“赤化焦虑症”，生怕共产党和共产党思想暗藏在美国本土。“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资浅参议院约瑟夫·麦卡锡”，嗅到这种气味后捏造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成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肆意传唤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好莱坞电影人，要求他们在听证会上接受盘问，做“思想自白”。而“麦卡锡主义”显然是违背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中对公民的思想与言论自由的保护。很显然，乔治·克鲁尼认为当下布什政府推行的某些“反恐”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令美国社会有重新陷入上个世纪50年代的错误泥潭的可能。

从克鲁尼本人来说，他对CBS主播爱德华·莫罗孤身抗击麦卡锡，在自己的王牌节目《现在请看》中疾呼“我们不可以把异议和叛国画上等号”的声音，感触良深。曾经有刊物将他与肖恩·潘的头像并置于封面，打上了“Traitor”（叛国贼）字样，原因是他们都反对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另一方面，克鲁尼的母亲曾长期在电视台工作，父亲则是新闻主播，这令他对新闻工作者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这些情感，在《晚安，好运》的每一个镜头中都可以捕捉到。

而《辛瑞纳》是根据在中东工作二十多年的美国特工罗伯特·贝尔的回忆录改编，显然故事已经进行了移置：幕前的时代从六七十年代变成了“9·11”之后；幕后的话题从冷战时代苏联的军事威胁，谈到了当下中国的经济威胁。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的重心不是中央情报局、不是间谍战、不是明星，而是一个美国最关心的问题——“石油”。克鲁尼说这部影片“不是要攻击布什政府，而是要抨击已存在了60、70年的整个建制。石油经常都是这体系的中心。”客观来说但另一方面，史蒂芬·加格汉对于“美国问题”的描写依然十分“美国化”，他的反思与对人物的描写都尚浅，或者说他没有抓住核心问题深入剖析，这也是由于他的剧作实在过于庞大。

我对《晚安，好运》的评语是“精致”而“单薄”。克鲁尼巧妙地使用了黑白底片拍摄，有效地还原了历史场景，并让麦卡锡得以“现身说法”——作为“反角”的麦卡锡并没有演员去扮演，而是全部采用真实的影像资料，然后被聪明地剪辑在影片中。影片没有采用配乐，只是在剧情间隔时，镜头会给到CBS大楼中的另一间演播室，请著名的爵士女歌手黛安娜·瑞芙“现场演唱”，这样给这部多少显得有些平淡的影片增加了节奏感与抒情韵味。这几种手法的使用，是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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