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

摩登年代的上海，豪门世家里有“土财主”，也有“洋务派”，“染料大王”周宗良属于典型的后者。这个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宁波人，从小就读宁波耶稣教会创办的斐迪中学，学得一口流利英语。

1905年，30岁的周宗良来到上海，担任经营染料的德商谦信洋行“跑街”，5年后升任洋行买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经商的德国人纷纷回国，当时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不仅在沪置有大量房产，而且栈存的染料也数量巨大。因为德国公司的财产当时被视为“敌产”，该行老板深恐大战中受损失，就将谦信在沪的不动产的户名全部改为周宗良，托其隐匿保管。而谦信所有染料也全部折价卖给周宗良。

战争导致了亚欧之间运输断绝，不久之后，进口染料由于货源断绝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而周宗良手里掌握了谦信洋行全部仓储，因而一跃成为染料业巨子。

战争结束后，周宗良将所有不动产及巨款悉数归还德商，他以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不久就成为德国法本集团(二战时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伙伴)在中国的总买办。

时至1929年，周宗良的资产已十分可观，仅外汇储蓄就有330万美元。到了40年代，更达400万美元。而当时上海滩头号人物杜月笙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几万美元。

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商手里买下宝庆路3号，并在原建筑基础上扩建，形成了客厅、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和厨楼分别独立的形式。而这种建筑概念在七十多年后被上海佘山2.5亿元的顶级别墅又拿来当作卖点。

因为从小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厨房装有煤气，瓷砖一直贴到天花板。欧式的餐厅有柚木餐台、酒吧台和彩色玻璃，边上放着硕大的皮沙发。佣人们伺候主人进餐时负有不同职责，有人可以进入，有人只能从特别的窗口将饭菜传递进去。

至于家居摆设，则更为西式。会客厅的家具、灯饰均从法国购入，风格仿造中世纪贵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楼进门有衣帽间，绿色吊灯搭配黑色挂衣橱。楼上的家具都是米色的达芬奇家具，后来“文革”中抄家时统统被搬走了。

如今宝庆路3号的那扇黑色大门在当年是二道门，边上有两个守卫，“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听年长的亲戚说，当时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太土。

那时的上海，充斥着欧美流行文化。上流阶层消费着顶尖的奢侈品，年轻的精英阶层追逐时尚风潮。

徐元章舞会上的常客、人称“嗲妹妹”的赵曼芙，其父赵增涛师从上海近代建筑业创始人杨斯盛，并继承其衣钵成为当年上海滩上口碑最好的建筑商。“解放前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我穿的衣服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完全仿造秀兰·邓波儿的风格。”

男人们购物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段路上有两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装店“兴泰”和“裕泰”。兴泰出售的商品均从国外进口，都是当时在上海流行的国际品牌，如Burberry的风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于烟具，店里最贵的烟斗Bestmade，每只卖到五十美元，当时等于一两黄金的价格，即使这样贵，也不必发愁没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装要跑去如今的南京东路。那里有欧洲人经营的西服店，衣料都是从英国进口，一两黄金只能订做两套西服。

“年纪大的模仿英国绅士，年轻人就学好莱坞明星。”徐元章舞会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岁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业发家，拥有大光明所属的亚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戏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留八字胡，我也留了，还弄了个菲律宾Style的发型，后面留长，两边隆起，像个鸭屁股。”

而被上海年轻女性模仿频率最高的好莱坞女星是费雯丽，女孩们学着她在《乱世佳人》里的装束，勒紧小蛮腰，突出胸部。

徐元章出生于1945年，来不及感受彼时上海摩登气息的他，只能根据周遭年长朋友的描述，还原那个年代里年轻人的生活面貌。

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学习西方礼仪和文化，在棒球场和网球场上挥汗如雨，在仙乐斯和百乐门里大秀国标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里欣赏与欧美同步放映的外语片。

因为外语片的兴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国厂商为其专制的“译意风”耳机，观众另付一角钱可以戴上它，由专人讲解剧情对白，当时有记者将这玩意比喻成“像是带了一位到美国去镀过金的伴侣”。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德国人在华企业统统没收和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由盛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发了战争财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包括周宗良等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龄最小的儿子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宝庆路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