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绿色能源和绿色照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在中国这种绿色照明和绿色能源的项目在相关领域实现了百分之百和全方位的覆盖，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数字。当我们作出决定之后，执行力就非常重要了，而且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执行这些减排和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照明等项目方面的执行力度和意愿是非常强大，而且我也看见在过去的两到三年当中，中国非常积极地把他们的一些言论和决定转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这是非常好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做的事有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举行这样一个主题。

温总理也说了还有很多结构和机制性的挑战和问题存在。

Nik Gowing:觉得在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会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KHhalid MALIK:我觉得北京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法律和法规，但有一个前提是这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之后一定会被得到执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从上面制定的决策和决定之后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基层，而且落实到每一个屯、每一个镇，所以我觉得对底下几百万人所组成的村镇和群落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评价和评估体系，而且我们要从GDP的角度去衡量他们是否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成绩。那我们联合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我们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这样才能推动这个事业的向前发展，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因此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Nik Gowing:我们继续来听一个来自中国企业的代表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一下远大空调公司的总裁张跃先生是怎么看的。你的公司有2500多名员工，而且你们所生产的空调肯定也是在整个我们所谓的绿色能源和节能减排等方面处于风口浪尖的，所以你个人觉得这种压力是如何改变你个人和改变你在中国的企业的？

张跃:十八年前我们开发现在这种非电空调，这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当时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为了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不使用氟利昂，这个产品是用水做制冷剂。在过去十年时间我一直在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也就觉得采用沸热是我们对社会很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的空调很大程度上是采用沸热，比如发电机发完电以后几百度的烟气或者是沸热水，我们就尽可能去利用。比如在很大的地方，比如在曼谷机场，比如在马德里机场这种很大的区域里面，它完全可以不用任何电力，完全就是用当地发电的沸热。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是直接使用天然气，而不需要通过天然气或者矿物能源发电再来制冷，这样的话效率也要提高很多。就比方这间酒店和那间金海岸酒店，那间用的天然气，这间用的电，我们就评价过能源消费，一次能源消费就节省了一倍。其实方法是很简单的，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做，日本环境大臣在这里，在日本的这种非电空调就很普遍，他们已经有将近四十年时间在使用这样的产品，而且是占到了80%多，在大型的中央空调系统里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选择，因为日本的能源是进口，不管气候有没有变化，他会去选择，现在我们更多的国家应该是在这种外部环境下面要改变自己。其实，技术上很简单，这种改变很容易的。

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这间房子这么高大，如果它的空调在边上，在地上出来，而不是从顶上下来，那我想节省了80%吧。这就是一个行动而已，只要有行动，就可以有变化。谢谢！

Nik Gowing:张先生，你听到温总理的新的五年计划，你是否从里面读出来了非常强烈的和鲜明的信息，那就是这些政治家所作出的政策是否会影响到你们这个公司未来的生产，是否就意味着你们必须要进行一些企业的改变，为你们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再作出更多的贡献呢？

张跃:当然是这样。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公司影响了中国政府吧。因为在三年前，温总理在我们公司参观，参观得很细，对非电空调的原理反复问我三次，怎么样用沸热或者用热来变成冷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了解以后，整个工厂的产品、技术看得很细，了解以后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远大非电空调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这样的:用燃料来发电，发电以后这个燃料被用做制冷，然后能源效率就比单纯发电提高了300%。也就是原来发电只产生了1/3的效率，现在产生了90%几的效率。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很多决策应该说都是在三年以前陆陆续续产生的。我想有一些影响。还有我们的国务委员吴邦国也是全过程地了解我们的非电空调技术、工作原理。我们的领导人他关注到了我们有方法、有现成的技术，可以大幅度地减低我们的能源消耗，这也是他们下决心的一个因素吧。

Nik Gowing:当你看到帕乔里先生谈到了他们IFPCC里面有3000多个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在一块儿做这个事情，你是否觉得这对企业来说或者对公司来说是一个成本的支出还是商业机会的增加？

张跃:当然是机会。这个报告我十年以前就看过。我内心最大的压力，未来一百年里面如果增加五度或者六度，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我在十二年前看了这件事情，我感觉到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要有改变。日本的环境大臣那里，上面有一个LOGO:28度。也就是我们要约束自己，房间里面夏天不要开得太低，冬天不要开得太高，我觉得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要有改变。至于公司里面，我们的改变就更多了，甚至我们的办公室夏天是比较热的，冬天也是比较冷的。我们是做空调的，不能并不忌讳这一点，我们房间里面、办公室所有都贴上温度标识，有些环境里面是28度，有些是27度。冬天14度、16度。一切都要改变。

Nik Gowing:飞利浦公司的，你是一个跨国公司，也是一个荷兰皇家非常大的一家公司。所以，改变企业，改变我们自己，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尤其是作为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来说，你觉得从你们这个公司来说，作为一个著名的跨国企业，现在联合国政府中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已经有这样一种结论和建议，你觉得他们的报告会从多大程度上影响你们的公司呢？

Gerard KLEISTERLEE:我不只是代表我们公司来做这样一个发言，我觉得不管是欧盟也好、欧洲也好，亚洲也好、美国也好，我觉得各个领导人都做了很好的计划让我们有共同的行动来应对这个挑战，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像帕乔里先生所说的那样，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未来的发展机遇非常的多。

刚才联合国的系统驻华代表也谈到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印度，他们的需求有10%，这不是由于他们在节电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由于他们本身的需求是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是还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到电力的需求被激发出来以后才能有效地对于节电和有效的能源节约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个先进的可能技术来走出更加坚强的步伐。这也是对全球的节能减排做贡献的一个方法。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政府，它需要非政府组织，需要我们的企业联合起来。

对于我们企业界来说，我们在游说政府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这样才能推动我们的业界向前发展，我们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才能够让我们整个经济体尽可能运作起来，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企业的运作效率。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就我们看到的在澳大利亚的情况来说，澳大利亚总理已经宣布了澳大利亚不再使用荧光灯或者是白炽灯等等对能源消耗比较厉害的产品。这些都成为了我们媒体争相追逐的报道对象。因为这样一来，它能够节省非常巨大的能源，特别是在电方面的能源。其实有90%以上的荧光灯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比较多的基础的设施，但是我们不是说就禁止这些东西的生产，而是对于政府来说要出台一系列的规则和规范，来管理，来很好地去界定这样的业界未来的发展。因为毕竟还有80%以上的灯光的使用是集中在民间，只有20%是集中在企业界。所以，我们看见，比如说在新加坡也好，在欧盟也好，他们在这方面都发布了一定的指令和规则，比如新加坡都有一系列对于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环保的具体指令。如果他们设定好一个方向，最后我们才能够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必须联起手来，我们要搞清楚比如在建筑节能这个话题的时候，楼宇的建筑者他不是楼宇的出售者或者租赁者，而且租赁者和后面的使用者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联合各个方面的力量，比如从一开始就设计它的初端成本，这样才能够使政府才一开始就及早参与，是一个推动力或者催化剂，来出台更多的法律和规范，使得整个业界走上循序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模式。

刚才帕乔里博士已经说了，我们的行动还过于缓慢。我个人在世界各国参加这种利益相关方的圆桌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不断地推动和呼吁要采取尽快地行动。不知道在中国方面的朋友他们做得怎么样，他们有这样的行动，我们找到合适的地方，大家集中起来，并且来进行讨论，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框架和体系，我们已经在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实际上国际歌月我们会举行一些会议，会议将会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这种工作和计划可以使我们坐下来达成共识，看看我们如何推进这方面的工作。谢谢。

Nik Gowing:我们请阿尔马迪先生来说说，你们的气候很热，你们要使用一些能源才能使生活舒适、舒服一些，但是有人说你们这个地区使用能源是非常多的，你们的观念有什么变化，你们的企业界有什么变化，你们的观念在变化了吗？你们现在在这方面，石油价格会上涨，你们会受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