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邱震海）:二位虽然是互联网行业的精英，从他们谈的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影子，中国和美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导致这两个行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未来的发展。刘炽平先生，你们是如何判断这种不同点和适应市场的特征？

刘炽平: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先生说的话，感受再深一点的话，在美国互联网其实是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充，我觉得在中国，其实互联网是人们生活改善的一个推动力的其中一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美国我感受很深，在那儿念书的时候每一个人家里都有电话，每一个人跟对方联系的话如果打电话找不到，就会留言，就是说有了互联网之后会对体验有一个改善，但是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在美国，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很多场合可以建立，有很好的系统，你看你的朋友或家人很容易就去了。但是回到中国，大家想一想十年以前中国人连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互联网出来以后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第二渠道跟其他人保持联系。

在中国你要把所有的电子邮件加上IM即时通讯、加上博客留言全部加起来，它的话务量可以抵上固话的话务量，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其实也是在过去十多年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改革开放给大家一个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互联网、手机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看中国在娱乐的方面，我十多年前娱乐的一些选择对中国来说是很少的，我们看见互联网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给中国很多人有娱乐的选择。在美国很多人看电影、听音乐、玩电子游戏，在中国互联网的出现给网络游戏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在中国看娱乐的选择，网络游戏是电影票房收入的4倍左右，我想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总括来说，在人与人的沟通、人际的关系、娱乐等各方面互联网与改革开放一起推动中国的前进。

主持人（邱震海）: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之前在欧洲比较长时间的生活和工作，比较中国和欧洲的话我们发现欧洲同样拥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发展程度，但欧洲人对互联网的热衷程度不如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看戏、读书等，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李开复:有一点我补充一下，我觉得跟年龄有关、跟时段发展有关，我想刘炽平先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可能美国民众对互联网不是那么热衷，但我的美国朋友和孩子与中国青年差不了太多。

主持人（邱震海）:李润雨先生，您40年前加入三星的是什么状态，我们先听听现在的状况，你觉得韩国有类比的现象吗，还是韩国的民众用户跟中国有更多不同的特点？

李润雨:我认为应该是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物理性基础设施的普及，像数码网络的普及。二是像互联网上的内容应该得到大力的普及。三是用户及用户利用、网上冲浪的形态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像日本通过光缆到户等措施扩充了很大部分的物理性基础设施，同样在美国也是，进入2.0时代以来像第二生活等等，这种内容得到了广范围的普及。在世界经济论坛，通过发表的世界信息发展蓝皮书，通过NRI，韩国位居世界第九位，在亚洲位居第二位，韩国目前把互联网的环境用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在娱乐和政务方面需要政府方面提供大力的支持。

主持人（邱震海）:古坚辛哈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印度，现在在旧金山，有两方面的背景，目前互联网在印度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古坚辛哈:在印度的情况比较特别，比如说找工作或者是职业生涯，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发对他们非常重要，对游戏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印度政府有一个推动，所以他们对需求信息非常大，老百姓希望学得更多，几乎每个页我去点击，他会学习，他点击的可能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但是他们的知识建立非常好。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在印度如果找到了一个网页会不断的察看。

主持人（邱震海）:在印度在资讯的自由、新闻的自由方面超过中国，传统的媒体能够提供普通用户已经相当足够的信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古坚辛哈:对传统来说，他们获取信息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要得到知识的话，而且是对全球知识的吸取这是全球化造成的动力，百姓希望能够成为全球的知识网络之一，不管他们属于职业团体还是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是留学、对自己的教育。另外，印度人民大概还有4亿多人口没有上网，三角形金字塔底下的这些人还没有运用，在将来五年可能是网络最需要的。

主持人（邱震海）:各个网络环境都有不同的特点，对于互联网的公司像刘炽平先生、像李开复先生，亚洲的互联网公司是不是只能局限在亚洲的互联网市场，亚洲的互联网公司怎么走出亚洲？这方面从企业上来说有没有一些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