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晓晓

出炉

1978年2月，百废待兴。中央提出建设“十大钢铁基地”的宏伟规划，其时宝钢并不在列。

按照传统的眼光，上海没有矿山、煤炭资源，长江口水深不够，地基软弱，并不具备建造钢铁基地的地理环境。

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有足够的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钢铁厂的生产规模也为全国第二，但每年需从武钢、本钢、马钢等地调拨数百万吨生铁，以支持上海430万吨钢产量。

在起初中央的规划中，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选址冀东，建设规模为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基地。而在上海，只打算筹建一个炼铁厂，以支持各钢厂的生产。

数月之后，风向迅速扭转。使风向发生改变的，是一部电影专题片。

1977年10月22日，日本新日铁公司赠送了一部电影专题片，给中央领导人以新思维——日本也没有铁矿、煤矿，却在短短15年，钢产量达到中国的5倍！新日铁公司通过重组，引进美国、西欧技术，加以消化提高，成为世界第一钢王的经历，点亮了中央在上海建设宝钢的决心。

两个月后，在与新日铁公司充分沟通后，国务院研究，决定仿照日本的模式，在上海新建钢铁厂，规划规模为600万吨。之后，在进行多轮厂址筛选，钢铁基地最终定址在上海北边的宝山区，命名为宝山钢铁厂。

那一年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回升。当年7月，国务院在向各部门、各地区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标志着“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为了实现经济“跃进”目标，当时的决策者认为，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行，要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中国就签约引进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宝钢也是其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项。

1978年12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宝钢工程建设打下了第一根桩。

争议

从“第一桩”到1985年9月宝钢建成投产，在这7年时间，宝钢的命运跌宕起伏。是继续开工，还是立即下马，被反复讨论。

《人民日报》曾发表当时财政部官员的一篇文章《替宝钢算一笔账》，由此公开讨论宝钢建设问题。

资金是首要问题，按计划建设宝钢，需要300亿元的资金支持，而当时，全国银行个人储蓄才180亿元，国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800亿元。

仅在上海，宝钢一个项目就占整座城市工业固定资产的一半多。1979年9月，邓小平谈到宝钢问题时说，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1980年7月，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南海的事件——宝钢工地的地下钢桩发生位移。这把所有人都吓呆了，人们担心辛苦建设的宝钢会滑到长江里去。一时间，传言四起。国际土木桥梁宗师李国豪与各路专家以数据图表反复论证，并当即稳住局势，断言，“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位移问题无妨大局”。随后，宝钢工程技术人员又与宝钢顾问委员会的专家、教授们一起，共同研究了相关对策，使桩基水平位移得到了有效控制，确保了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

9月，国务院要求冶金部出面接受各地人大代表团对宝钢的质询。11月，根据国民经济调整步骤，国务院下令宝钢二期工程停建，对一期工程进行论证。对宝钢建设的质疑传言四起，工程面临下马。

宝钢总设计师林兴据理力争，建议缓中求存，分期建设，“如果下马，损失将达上百亿元，中国钢铁工业仍在低水平徘徊，如下决心再追加20多亿，则可建起年产30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这一言论使林兴的领导被责难，“与中央不一致，你要负政治责任。”

在论证会上，有人提出，利用宝钢现有基础，改建成钢铁研究所，甚至有建议改成纺织厂。

1980年12月23日，国务院决定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

在这期间，宝钢工程全面停缓，冶金部只有副部长马承德仍在工地苦苦坚守。这时，国外的设备商得到将要下马的消息后，纷纷将合同内价值上百亿的设备送至宝钢，以期按货付钱。马承德为这些精密设备的维护费尽苦心。

如果宝钢项目下马，意味着7万余名施工人员立即停工，国外引进的36万吨设备退货，款息照付，这将带来重大损失。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锦华心急如焚，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国务院主要领导，请求重新论证，提出“宝钢项目是下马好，还是缓建好？如果在安排宝钢必不可少的下马开支上增加几千万元，宝钢就能缓中求活”。

1981年8月5日，中央决定宝钢建设重新上马。

1983年，宝钢将二期项目规划上报冶金部。按规定，宝钢的第二期建设，需在第一期完工后，再经层层审批，再加上五六年建设周期，很可能要拖至世纪末才建成。

1984年，时年85岁的邓小平在宝山宾馆，听取完宝钢的二期设想后，一锤定音，“宝钢二期还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宝钢二期由此提前两年上马。

第二年上半年，宝钢开始研究三期工程规划。1986年年底，就在一期工程投产后不久，成熟的三期工程建设方案已递交给国务院，建议尽早筹备。但是，第三期工程，却经历了8年准备，反对浪潮的核心仍然是“钱”字。

《宝钢故事》里记载，当时冶金系统大多企业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建设宝钢10多年来，把国家安排给各大钢厂的建设资金几乎全占了，冶金部意见不统一，规划书就不能向有关部门转报。另外，上海市有关部门认为，宝钢三期应该侧重于与上海钢铁厂协作，但这与宝钢自身的发展规划有悖。再者，职工也担心，建设三期的600多亿投资得不到回报。

经估算，三期工程需623.4亿元资金。宝钢决定全部自筹，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作为三期建设资金，每年约50亿，再申请由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21亿美元外汇。

之后，时任宝钢集团董事长的黎明，又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支持，终于获得了8平方公里的三期建设用地。1993年8月，宝钢三期工程正式上马。

宝钢在自筹资金建设三期工程期间，按国家税法，照章缴税，并将宝钢建设一、二期工程的733亿元国家贷款如期偿还本息。

事实上，令宝钢人自豪的是，投产10年，累计实现利税243.3亿元，国家在宝钢原始资本增值了1.2倍。宝钢已还给国家一个宝钢，上交给国家一个宝钢，为国家新建了一个宝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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