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然而，明清时期纵横海内的山西商人，差一点就打破了这一预言。他们创造出中国商业的奇迹，“日升昌”票号就是晋商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之一。当时的山西票号，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会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票号云集的平太祁三县（平遥、太谷、祁县），地位和影响犹如当今的华尔街。但是，日升昌终究未能脱胎换骨变成近代银行，这似乎又在验证着韦伯的说法。日升昌，堪称中国传统企业的一个缩影。

“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从明代开始，晋商就已经扬名天下。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说《白银谷》，再到电视剧《乔家大院》，唤起了人们对晋商昔日辉煌的追忆。实际上早在这些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金融史专家和商业史专家就已经对晋商和票号有着多方面的探讨。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山西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在英语中，把票号翻译为“shanxibank”却是千真万确的。沿着历史长河追溯日升昌的兴衰，会发现许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的“开中法”。所谓“开中”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用供给商人的“盐引”（就是现在的专卖指标）来换取商人向边境要塞运送军粮，商人又用马和铁换来食盐，再把茶叶丝绸运到北方换马。一担担食盐贩向各地，一车车粮食运到边疆，一群群马牛转卖关内，一箱箱茶叶运销塞外，随之而来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贸易的内涵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强调这种贸易的农牧边贸性质）。《乔家大院》的真实开创者，就是一个从当铺伙计起步、进行这种茶马贸易而发家的祁县人乔贵发，他在包头开设的商号复盛公，是包头城的奠基者，从复盛公开始，包头渐具规模，并引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创建了包头城的复盛公只是晋商的一个缩影。在明清两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参崴，南到河内和加尔各答，东到大阪和长崎，西到喀什噶尔和伊犁，到处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仅在中俄贸易重地恰克图一城，晋商就有著名商号30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由颜料坊走出的金融巨头

凡是看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对“镖局”有个大致印象。明清时期，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做生意尤其是大笔生意，成千上万两白银，运输风险极大。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运钞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镖局的业务红火起来。无论是带大量银子的商人出门，或者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都少不了镖局保驾护航。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镖，面对的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蟊贼，一般不会出大乱子。但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过于稀缺，呼啸绿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强盗，极大地增加了货币运输成本。按史书记载；“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为各商所深忧。”这一背景下，商业汇兑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这样诞生的。

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李正华（也叫李二梅子，还有资料说叫李大全），继承了家业，经营颜料，家传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赚了一大笔钱，但当时兵荒马乱，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正华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再由李正华出具票据，回到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去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东家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票号的最初成立细节，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甚至包括日升昌的开业时间，不同资料也有多种说法。出身于山西平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当代学者侯外庐，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记为1796年；民国时期专门调查研究山西票号的范椿年，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记为1797年；而同为民国学人的郑孝燮和任致远，在他们的《名城平遥专题考察研究报告》记为1824年。具体时间，只能由专家们去考证了。因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虑到他的学徒出身和掌柜经历，恐怕182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情理。今天的山西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碑刻推算，认为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1809~1838年）。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也显示出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

传奇人物雷履泰

日升昌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开。明清的山西人，对经商比科举更上劲。正如介休大贾“侯百万”侯培余在大厅写的对联所云：“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侯培余虽是读书出身，中过乡试副榜，但仍以经商为荣。在晋中一带，做大事、成大器的路径，就是经商。清朝雍正年间的山西巡抚刘于义，曾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对当地风俗归纳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民谚云：“有儿开商店，强过坐知县。”而经商必须从学徒起步。

在传统商家当学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头悬梁、锥刺骨”的寒窗苦读是磨炼，可能不知道当学徒、做“相公”的柜台生涯是更严峻的磨炼。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的说法。商家选学徒十分严格，年龄取15至20岁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盘能打得噼里啪啦山响，提起毛笔能写出端端正正的楷书。如果仅仅是经商业务倒还罢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观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学徒的随身家什有“五壶四把”之说。所谓“五壶”是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和夜壶，所谓“四把”是条帚、掸子、毛巾和抹布。光凭这些家什，读者就大致能够估量出当学徒的难处了。伶俐一点的学徒，睡觉也得睁只眼，掌柜一声咳嗽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这种“全方位”的训练，是进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础课。山西一直流传着关于学徒的歌诀：“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无客默诵，有客实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己有奔头，双亲得慰。”山西的经商人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雷履泰是平遥细窑村人，由于他后来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变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学徒生涯是在平遥城北门里头拐角的“宝房”。所谓宝房就是贝者博房，北方人贝者博流行押宝。干练的庄家摇起宝盒来，架式就像香港电影《赌神》里的周润发。赌徒们在四周围着，目不转睛盯着宝盒的摇动方位和姿势。宝盒落地，一窝蜂似的押注。就在这种场合，雷履泰练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术。宝盒一开，他立即就能报出各人的输赢数额，分毫不差。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号的二少爷看上了。后来，就请他跳槽来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东家也对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为汉口分号的执事、北京分号的领班，一直干到平遥总号的大掌柜。

西裕成发展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汉口和北京的经营活动中，雷履泰就已经插手金融事务。这时的商号，一般都在同城有汇兑往来，雷履泰借鉴“账局”（同城汇兑机构）的经验，把汇兑由同城扩大到异地；生意中难免有银子和铜钱的兑换，雷履泰借鉴“钱庄”（货币兑换机构）的经验，开展了生意以外的银钱兑换；经商难免有借贷，雷履泰借鉴“印局”（传统借贷机构）的经验，适当地放一点“印子钱”（即有利息的借贷，今天一般把印子钱作为高利贷的代称）。所以，在日升昌开业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金融经营格局，而且建立了相应的规范。西裕成改为日升昌，只是为票号的专营和规模化铺平了道路。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全国。总号设在平遥西大街，各省到处设置分号，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盛京、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我们现在无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样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业务的。也许，只有当今的电讯业和IT业，才有可能挟先进技术之力达到这样的速度。很快，日升昌就进入了全盛时期。有种说法称，全盛时期的日升昌曾经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银储备，这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天文数字。即使有所夸张，也可以从中看出日升昌在当时商界中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气势与雄厚的财力。实际上，同它的营业额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总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但是，规模化的经营，最高经营额曾达一年3000万两的汇兑业务，使它的获利能力极高，最高的一次分红，每股红利与本金相等，也是1.2万两。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读者不难推算出它的盈利率。

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对雷履泰是这样评价的：“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独具匠心的平色和汇票

日升昌是第一家晋商票号。票号业做为一个新型行业，在当时既没有现成的规制，也没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必须在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

关于汇兑标准，这在纸币流行的今天不存在问题，而在清代却是难题。当时流行的货币，有银两，有铜钱。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国，人们拿上银元还要吹口气听听响声，这就是在辨认成色。在日升昌营业期间，南京的顷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号存100两银子，到上海兑现就可能要支付110两。而这一兑现标准，必须兼顾客户的满意程度和票号的赢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与利润兼顾。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博弈。票号既然专门做汇兑生意，就必须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没有客户上门；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赚头，不然铺子就得倒闭。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汇率标准。用不同汇率来保证各地银两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兑现后给票号留下的赚头，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当时“平色余利”的恰当标准。恐怕他自己在制订这个标准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在后来日升昌的发展中，仅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号总盈利的四分之一（票号的利润，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汇水、平色余利）。用现代银行业的术语来表达，这就是典型的套利业务（arbitrage）。

关于汇票防伪，这在今天也是难题。日升昌的汇票，由票庄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现假汇票，票号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票号对汇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颇高。当时所采用的防伪技术，有密押、背书、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还采用了水印技术。票号上的密押，类似于密码。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就有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十二个字来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过一段时间换一次密押。而这种严密的防伪技术，为日升昌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被误领、冒领的现象。解决了防伪问题，才能取信于社会，创造“一纸汇票，汇通天下”的奇迹。

票号的企业结构和治理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这些制度的源头，大都起自雷履泰。当然，雷履泰也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依赖于晋商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制度体系和常规习惯。

两权分离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到日升昌时期，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顶身股

“顶身股”是晋商的发明创造，有人把它比作当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获得渠道不是购买，而是服务年资和表现）。这是当时特有的企业激励体制，也是协调东伙利益关系的基本举措。具体做法是：东家的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是为身股，俗称“顶生意”。身股与银股相对应，不交银子，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是票号里的“虚拟”股本。身股与银股一样，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掌柜和伙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则会追加股份。反之则会降职。这种顶身股制度，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

身股如此重要，想获得也十分艰难。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磨炼，才能取得顶身资格。商家选学徒，比丈母娘挑女婿还要严格，而且还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进号以后的三年学徒期，对于常人来说十分难熬。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准告假，脏苦累贱，一样不缺。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调侃语来说，就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牛还多，身份比猪还低”。从装水烟、递毛巾到倒夜壶、叠被褥，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现在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有点过份，而且似乎不见得同经商技能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正是这种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养成经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脑筋活络、察言观色、心机灵动。学徒期满，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变成票号的伙友，但是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这十年期间，伙计从早上东方发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满天关门，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台”的说法。许多学徒，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中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身股的预期。

这十年，也是掌柜观察伙计、辨识人才的过程。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龄，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在具体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准则：“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身股的数额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数量，由东家确定。一般的山西票号，大掌柜往往可以顶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号比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为九厘。也有个别票号，大掌柜顶到十一二厘。从二掌柜以下，身股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计）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经营中的职权大小相对应。由低到高，顶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户，商洽生意，掌管杂事；顶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应酬买卖，决断一般营业（对于这种可以上柜的伙计，客户打招呼时就开始以“掌柜的”尊称），但大事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就已经进入中层，可以定夺一些较重要的生意，独立开展业务；顶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经成了票号的台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盘点分号，核算盈亏，甚至掌管全局；顶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属，他们通常不过问小宗贸易和日常营业，而是决断重大疑难，进行战略设计。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取得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

号规

票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号规也是严格的。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贝者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他的弟弟冀体和，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在晋商群体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他的弟弟觉得不妥，劝说无效，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父亲令他尽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过得蛮舒服。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报告总号。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拒绝他进门，宣布断绝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勉强度日。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杀。冀体谦人财两失，鸡飞蛋打，彻底沦落。有这样的前鉴，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

至于票号的具体经营业务，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在当时，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

票号的“中国特色”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机构，票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很浓重的“中国特色”。票号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制度的滥觞，而且在它的血脉里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浸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的发达也好，衰落也好，都与这种“中国特色”有密切关系。

山西式信用

票号作生意，关键就是一个“信”字，“以义制利”是晋商的基本准则。“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晋商的讲诚信，在当时是很出名的，而且承担的是无限责任。票号对顾客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即使损失再大，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所以，有人总结票号的特点是“赔得起”。所有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这种诚信，同西方的企业发家史不一样，而是从中国传统中演绎出来的——所有票号，都会供奉关公。在票商心目中，这位已经被神化的山西老乡关圣帝君，就是诚信的化身。也只有山西的关圣帝君，才能解释票号“无限责任”的内涵。在晋商的经营历史上，有许多孙子替爷爷清账，儿子为父亲还债的故事。这种商家义务，不是用现在的契约合同责任所能解释的。当代有的学者在研究中认为，正是票号的这种无限责任，限制了票号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型。有的学者则认为，尽管现代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但经营所需要的，正是把这种无限的负责精神发扬光大。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只能由读者自己判断。

有几则小故事，颇能反映出日升昌的这种经营理念。平遥城内有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人人都知道她家贫如洗。但光绪年间突然有一天，这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来到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汇票，让柜上辨识兑换。接待她的伙计不敢怠慢，一看汇票，数额为12000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同治七年。时隔三十多年，伙计看不出真假，赶紧请示柜头柳芬。柳芬自己也说不清，只能到后厅询问大掌柜张兴帮。两人把老太太请到屋内，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择日出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几十年熬过来，不承想有一天，她拿起丈夫留下的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缝在里面的日升昌汇票。因为她的丈夫死在路途，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汇票是真是假，即使汇票真实，事隔多年，日升昌认不认也在两可之中。她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碰碰运气。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这样的要求毫不过份，合情合理。包括来取银子的难民也不难说服，他们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荒马乱，甚至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焚毁的情景和火光。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这种诚信，为晋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8称：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评价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商人会像中国商人这样值得信赖，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正是这种诚信，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同样，这种诚信，也同西方式企业所形成的“有限责任”格格不入。无论是财东还是掌柜，都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只承担股本责任而为东家留下赖账的后路，无异于诈骗。所以，这种诚信中隐含着一个非常严苛的前提，就是作为东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在商战中败北，不可能有“破产”后复出的机会。而经商不可能稳拿稳赚，关公式的信义，肯定会有不少人最后发展为关公式的“走麦城”。孰是孰非，也值得今人细细思量。而票号的身股不承担亏空赔偿责任的惯例，为优秀经理人才开启了另一条生路。生意亏本，东家彻底玩完，但掌柜的和伙计们只要品行无亏，信誉不倒，还可以在其他商号东山再起。

山西式用人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在用人上具有极为鲜明的山西特色。所有的晋商，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乡不用亲。开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而且主要分布在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代。

不用家人和亲戚，是晋商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则。这在中国千百年来重视亲情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也是势在必然的。从古到今，经营需要的是理性，亲情介入经营，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晋商不用亲属的起源已经无从查考，但这肯定是经历了无数次教训之后积累出来的智慧。这并不是说晋商不看重亲情，只是表明，在他们那里，亲情是亲情，生意是生意。做生意锱铢必较，济贫困则慷慨大度。这一点，倒同当代西方某些大企业家拼命赚钱然后又回报社会有点相仿。

票号只用山西人，这同古代的信息条件有关。当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进入票号必有铺保，保人状况如何有着很大作用。一旦出事，乡里舆论不容，欺骗行为会付出极高的成本。前面提到的冀体谦就是一例。在这种环境下，一旦犯事，终身受累，任何人都得仔细掂量。所以，不仅是日升昌，而且包括所有山西票号，不管是鼎盛时期，还是衰败末路，数百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起掌柜贪污或卷款逃跑的事件，犯事的伙计虽有，但概率极低。尽管票号经营中少不了有勾心斗角跳槽挖坑之类行为，但这些行为均有“章法”，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在山西，人们对经理人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财东。成功的掌柜，也是晋人激励子弟的楷模。民谣云：“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翙，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雷履泰是山西首家票号日升昌的大掌柜，毛鸿翙是日升昌的二掌柜，后来跳槽做了蔚泰厚的大掌柜，程大佩是日升昌的三掌柜。无形中，晋中一带，经理人才层出不穷，人人都力争向掌柜的台阶上攀登，顶不济也得当个有头有脸的伙计。这种选择和培养的互动效应，也是山西票号只用当地人的一个因素。

福兮祸所伏，只用山西人，使票号获得了人力资本上的巨大收益，同时也限制了票号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在晚清的银行改革中，山西票号一再拒绝改革动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革会使“外人”进入金融业，最终使风光一时的票号黯然失色。此乃后话。

山西式斗法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对中国的“窝里斗”做了辛辣的抨击。晋商也不例外。篇幅所限，本文只举一例。

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大权在握，二掌柜毛鸿翙精明能干，本来是一对好搭档。但是，共患难易，同享乐难。日升昌如日中天的时候，两人发生了矛盾。有一次，雷履泰有病，基本不管具体事务，但依然住在票号，大事由他定夺。二掌柜毛鸿翙就给东家悄悄建议说：住在票号不利于养病，让东家出面劝雷履泰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东家脑子少根弦，没思量就去劝雷履泰。雷履泰二话没说，当天就回家去了。过了几天，东家到雷家去探望他的病情，看见雷履泰正在向各地分号发信。东家大吃一惊，而雷履泰不紧不慢对他说，日升昌是东家的，而各地分号是我雷履泰开设的，现在我准备全部撤回来好交盘给你。东家听到这里，当下就跪到雷的面前，恳求不要撤号。雷只好让东家起来，放话说，他知道让自己回家不是东家的主意，但绝不答允回总号视事。东家无奈之下，只有赔情，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纹银五十两。这种情况下，毛鸿翙这二掌柜不可能再干下去了，便辞号去了蔚泰厚绸布庄。雷履泰逼走毛鸿翙，这才重新回来。

至此，雷毛二人结下了梁子。毛鸿翙发誓要报复雷履泰，在他主持下，蔚泰厚也改做票号生意，挖来了日升昌伙友中的两员干将郝名扬、阎永安。东家侯氏破格以待，给毛鸿翙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毛鸿翙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毛鸿翙知恩图报，同时也是要给雷履泰难堪，使蔚泰厚生意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形成了蔚字号五号联营，成为日升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雷履泰则不择手段，给自己各分号发信，揭露被挖走的两个伙计隐私，而且不计代价拆蔚泰厚的台。据说，由于雷履泰的暗中操纵，曾导致蔚泰厚的苏州分号彻底失去了生意。

如果仅仅是生意上的恶性竞争，倒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斗法并不到此为止。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雷鸿翙，以羞辱毛鸿翙；毛鸿翙也不善罢甘休，给自己孙子起名叫毛履泰，更低了一个辈分（余秋雨在文中称两人都给自己的孙子起了对方的名字，记忆有误。本文从《山西票号考略》所载）。这种争斗，明显具有“中国特色”。

票号的没落

近代中国，能令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不多，而山西票号独树一帜。梁启超《在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中称：“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然而，好景不长，票号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走到了尽头。

“官本位”的影响

票号的诞生和发展，来自于社会动荡造成的机遇。道光二十九年，70岁的雷履泰在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去世。其时，票号业在全国进入鼎盛时期，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群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金融命脉。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官方”。票号发展过程中，吃了官方的甜头，但也带来了苦头。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打破了清朝的宁静。半个中国陷入战争的蹂躏，将晋商几代人开创的商路彻底阻绝。不过，票号的基地在北方，向南发展不久，所以受到的打击不算致命。同时，由于南方向北京运输京饷的通道被战争切断，清政府被迫将汇兑京饷的重任交付给票号。京饷是对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以及皇室费用的总称，来自于各行省和关税、盐课。京饷本该由地方押运送往北京，但由于战争阻塞了交通，使清政府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清政府被迫在同治元年允许票号汇兑京饷。从此，票号与官方拉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治四年，清政府又将协饷交予票号汇兑。协饷是指由户部下拨各省和海关运往各地的绿营军费及地方经费。经此，票号的命运与清政府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成为政府依赖的非官方金融机构。在日后的洋务运动和《马关条约》赔款中，票号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票号在由一个纯民间的商业金融组织演变为清政府的金融工具后，免不了与地方乃至中央的官员频繁接触，这种接触必然导致官商勾结。票号要利用官员的政治资本与内部消息赚钱，官员也要利用票号雄厚的经济实力为自己搂钱，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到光绪年间，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主要业务已经成为官方的金融事务。紧傍官方，把票号的命运同朝廷捆绑在一起，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票号也出现了危机。

近代银行的威胁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这就使得外来资本可以轻松进入中国。银行，这个来自西方的洋玩意，开始了与票号的激烈竞争。

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商有利银行在上海开业。1896年，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开业。同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次年，盛宣怀开办的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至1911年，全国已经成立了30多家银行。

本来，顺应时势，在中国开办银行，是山西票号顺理成章也是最拿手的发展方向，然而，晋商过于精明，拒绝了这个机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提出设立大清银行（户部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被晋商拒绝。旋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又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无奈之下，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金融业被江浙商人所控制。连朝廷的建议都拒绝，直隶总督袁世凯更不在话下。袁世凯打算成立天津官银号，请山西票号入股，也碰了钉子。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

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无疑是致命一击。

票号的自救运动

晚期的山西票号经理人，值得一提的是李宏龄。他是山西平遥人，时任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大掌柜。此人学识过人，交游广泛。陈三立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士。”所以，他的眼界比较长远，在银行业进入中国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银行制度的优越性以及票号的种种弊病。率先倡言票号改革。他认为，票号只能通过反省自身毛病，改组为有限股份制银行，才是唯一出路。1904年，他召集票号同仁商议组建银行，但多数晋商并不热心。此时的日升昌大掌柜梁渭舟，倒不是特别反对，却担心办不成。称“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

李宏龄的具体建议是：由山西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业银行。计划由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股100两。每个月4厘行息。为此，他与祁县票商渠本翘一道，联合平、祁、太三帮各分号经理，向平遥总号发信，阐明利害，力劝改组，以应对来自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各个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的竞争。但是，蔚丰厚平遥总号大掌柜毛鸿瀚，出自票号传统的考虑，对李宏龄的建议彻底否定，对蔚字号的各分号下令道：“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票号自救旋告失败。后来，李宏龄愤而著出《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沉痛说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票号的凄凉晚景

1911年，清王朝摇摇欲坠，票号也病入膏肓。这时，山西票号的所有东家和大掌柜，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前途的黯淡，于是，再度商议改组票号为银行。当年的反对派首领毛鸿瀚第一个举手赞成。但时机已经错过，票号多已巨额亏损，失去了募集本金的能力。1913年，由民国财政部从中牵线，提出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作为本金，但终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绝借款。票号断绝了改组为银行的最后一线生机。

1914年，在金融界活跃近百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下：“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曾经主宰中国金融的山西票号，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考。在日升昌平遥总号旧址建立的中国票号博物馆里，我们还能领略到它那往昔的风光。曾在太谷度过童年的经济学家梁小民，批评余秋雨的散文和成一的小说对晋商兴衰的原因探究失于表面，他精辟地指出：“晋商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与商业道德，晋商的衰败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陷，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这是理解晋商兴衰的钥匙，也是寻求今天山西走出贫穷的起点。”

日升昌大事记

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改营票号，日升昌创立（日升昌创立时间有多种说法，详见正文）。财东为平遥达蒲村李氏，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鸿翙、三掌柜程大佩（培）。银本30万两。“日升昌”的金匾，由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状元陈沆题写。

道光四年（1824年），日升昌由平遥西大街路北迁入路南新址。

道光六年(1826年)，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与二掌柜毛鸿翙冲突。毛鸿翙出号，另就蔚泰厚绸布庄大掌柜，改蔚泰厚为票号，并完成蔚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等字号的改营改组，建立“蔚字五联号”。山西票号业自此迅速扩张。

道光十八年（1838年），日升昌出资兴办日新中票号。

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寿诞，获山西商会“拔乎其萃”匾（一说为日升昌财东所赐）。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平遥重修文庙，日升昌捐银100两，雷履泰捐银40两。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病故，日升昌二掌柜程大佩（培）之子程清泮接任大掌柜。

咸丰三年（1853年），山西票号在北京为朝廷军务（镇压太平天国）捐银，程清泮报效750两。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太平军战事损失，日升昌票号令各分号收缩业务，决定撤回北京、汉口、长沙、沙市、开封、张家口、成都等地分号。

同治二年（1863年），浙江商人胡光墉仿日升昌，在上海开设阜康票号。自此，中国票号分北帮、南帮。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连年饥馑，饿殍枕藉。日升昌财东赈灾捐银5万两左右。

光绪六年（1880年），程清泮病故，郝可久接任日升昌大掌柜，白沛李、王启元为二掌柜和三掌柜。

光绪十六年（1890年），郝可久病故，王启元继任日升昌大掌柜。

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启元病故，次年，张兴帮继任日升昌大掌柜。此时，日升昌业务进入鼎盛期，年汇兑白银总额达三千万两（甚至有五千万两之说，存疑），存贷款达二千万两，分号发展到35个城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沿途需饷和花销用度，均由日升昌等山西票号汇兑或代解现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兴帮病故，郭树柄接任日升昌大掌柜。

宣统二年（1910年），日升昌财东与掌柜郭树柄、梁怀文、尹光铎、柳芬等伙友订立东人合约，规定银股每股12000两，合计31.9股，银本38.28万两。另设空股4.1股，身股5股，总计41股。

1911—1912年，政权更迭，日升昌因之损失现银10万余两，衣物价值5万余两。

民国三年（1914年），日升昌北京分号掌柜侯垣，因担保祁县合盛元票号受牵连，被债权人苏锡绵等告至北京地方司法机关。十月，日升昌平遥总号及财东达蒲李家遭北京政府查封。十一月，已经辞职离号的二掌柜梁怀文携带伙友，赴京到审判厅报到，开始清理号事。自此，日升昌实际已经破产。

民国四年（1915年），日升昌清理无望，司法部宣告其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经梁怀文与债权人协商，72名债权代表向司法部请求暂免日升昌破产，继续营业，以收账还债。

民国十一年(1922年)，日升昌债权人296户中，293户赞成日升昌复业，经司法部批准复业。日升昌复业后的实际业务主要为清理债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升昌票号最终歇业。日升昌的部分伙友，发起成立日升昌钱庄。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日升昌钱庄歇业。

1986年，日升昌总号旧址被列入平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日升昌总号旧址被列入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日升昌总号旧址建立中国票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