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说：“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

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绩溪，旧制徽州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寰宇记》上说，“以界内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回转屈曲并流，离而复合，谓之绩溪，县因名焉”。“绩”的本意是麻线绞集，潺潺溪流，缠绕往复，今天的绩溪山水依然丰饶，依然美丽。

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泼墨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

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1年12月28日，胡适出生在上海大东门瑞馨泰茶叶店内。瑞馨泰是胡适祖上与乡人合开的一家茶叶店。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胡适的高祖就已经在上海浦东川沙开创了茶叶店，店号“万和”，卖的是家乡名茶“金山时雨”，生意非常的好，以至于后来又发展了一家，于是当地曾有“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一说。在胡适先生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录了祖上经商的历程，并且把祖上创业的艰辛形容为“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1895年，4岁的胡适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9年。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米行、药铺、典当，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在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汪庄”。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清代中国有四大制墨名家，绩溪汪近圣和胡开文就占了两家，尤以胡开文墨后来居上，成为文房四宝中徽墨的代表。此外还有大量的徽厨活跃在江浙沪一带的大酒店之中。据清末到建国初的不完全统计，绩溪商人在全国各地开办的各类商号在1200家之上，绩溪旅外商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9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1933年1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植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至长江为一路……

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溜。

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

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

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

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半年来一过，身命都不愁。

此刻，这一首徽州民谣正蔓延在徽州的山间小路。“徽杭锁钥”，又称“江南第一关”，位于绩溪伏岭，翻过这一条崎岖的山道，徽州人就可以由此通往浙江，这是徽州人去杭州的一条陆地交通要道。许多年以前，那些离开家乡的徽州人一定是唱着这样的歌谣翻山越岭，到那些被胡适先生称为“大绩溪”的地方闯荡。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在只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山多岭众而人口稠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贯穿着16世纪至19世纪近世社会的全过程。胡适先生因此总结说：“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早期是北方众多士民迁入徽州，至明清时代，徽州人又大批外出经商。迁入徽州是走进来，经商是走出去，无论是进来还是出去，都是一种移动。

徽州人经商的历史，我们从史料文献中可以追溯到东晋年代。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临安附近区域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州人把家乡的特产，诸如木材、茶叶，还有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圭墨、龙尾歙砚等文房四宝，通过新安江运往杭州以换取粮食，“往者多取富”。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州商人行买四方而声名显赫。到了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逐渐形成并强盛。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概念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据考证，在明成化年间，徽商一词已在上海松江一带流行。

《云间杂识》记载了一个故事：

一个显宦在异地搜刮民脂民膏之后，回到松江老家。

一日，一个老人登门拜访，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

官僚极为诧异：你干嘛对我如此恭敬？

老人笑道：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商赚走了，现在你老人家又把财富带回来了，我们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

原文如此：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官骇问故。对曰：“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

这是迄今看到的关于“徽商”最早的文字记载，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徽州人做生意，并非“生而善买”，以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这些都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徽州人刻苦经营所造就的。

从徽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就位置而言，徽州占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在农耕闻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山多地少的环境无疑是一种劣势。然而，面对明代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格局，从徽州地域走出去的商人却很好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这与徽州商人身上所独具的文化特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桃花源里人家”。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一是两晋“永嘉之乱”之际，二是唐末五代时，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从精神层面来说，在徽州人身上多具有一种开拓进取、勇于外出求生的移民因子。早期是北方众多士民迁入徽州，至明清时代，徽州人又大批外出经商，在徽州人身上明显具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移民风尚。徽州人外出，多四处经商，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这种文化因素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即徽商本身所具备的素质，无疑是一种优势，它使徽商在经营活动中更胜一筹，是徽商兴起和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治乱的交替，徽州进退、吐纳着一批又一批避难、求生计的人，徽州文化在进退吐纳之间不断丰富、成熟，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徽商孕育而出，或者我们可以说，徽商形成于徽州文化整合完成之后，勃兴于16世纪商业竞争激烈进行之际。历史上的徽商，正是指有着特定的徽州文化内涵的商人群体。

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对朱熹这位徽州老乡，徽州商人差不多都把他当作心目中的“赵公元帅”。

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因为徽州是“程朱阙里”，徽州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宋元明清以来徽商遍建于京、沪、苏、杭、淮、扬各地的徽州会馆、徽宁会馆、歙县会馆，几乎都设位奉祀朱子，朱熹已成为徽商群体地域归属感的一个象征。

朱熹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当时的商品经济开始趋向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内部有所提高。万历年间的《歙县志》提到“昔者末富，今者本富”，意思是过去把商业叫做末，今天的商业却是本。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比较，可以看出，在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解放，本末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冲破了传统四民观的思想束缚，四出“做生意”。

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他在家乡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务本堂”三字赫然醒目。在徽州，号称“务本堂”、“敦本堂”的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务本堂”三个字。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州盐商办公、聚会之场所。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在异域他乡出现“务本堂”这样的名称，的确耐人寻味。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黟县西递村的一副对联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而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耕田”是“务本”，“营商”实际上也是“务本”或“敦本”。或许，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务本”二字的一个注脚。

正是徽商的贾而好儒，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同时，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户之家，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贾而好儒”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汪道昆，是嘉靖、万历时期文坛上的“后五子”之一，他与当时的文坛巨匠王世贞先后官兵部，时称“天下两司马”。从汪道昆的话中我们知道，即使是成功的徽商，也把业儒看得高于经商，这当然因为在科举时代，只有读书才可以仕途通达。

在徽商后代中“业儒”而成名者代不乏人。汪道昆就是出身于商人家庭。道光、咸丰年间经济学家王茂荫，也是世代经商之家的子弟。客籍扬州的徽商中，更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记的高人雅士，有不少就是徽商或他们的子弟。

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

“多才善贾”，历来如此。

春天的时候，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四周围一片寂静。

戴震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为了生存，1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

对于戴震这位同乡先贤，胡适是崇敬有加，生前几本《水经注》不离身，到逝前还在弄《水经注》学术公案。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但徽商情结一直在他心中梦绕魂牵。晚年的胡适，他常常念叨念叨“徽州婺源县”的朱子，念叨隆阜的戴震戴东原。

胡适念念不忘的还有徽州老家的商店，一边卖茶叶，一边卖火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