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

与陆上贩运所需的骡马锱重相比，从事远洋运输的海船投资巨大，多则上万两白银，可容百人甚至上千人，而且船上货物价值均在万两以上，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备任何武器)，却不得不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其风险足以让人扼腕，但对于潮商而言，却只是“冒险射利，视海如陆”。

但正是由于这种海上商业活动所具的高利润、高风险特性，促使潮商较早地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商业伙伴关系。大商人拥有巨资，他们往往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计算，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入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分成。一位为自己船上斗殴不断、船员视船上活如地狱而苦恼的荷兰船长，羡慕地评价到：“中国船上，一切完全欣然、快捷、安静、和谐。”

这种商业伙伴关系，便是潮商群体生长出商业信用及团体协作的最初萌芽。

与中国传统商人囤积居奇的经营方式不同，潮商随“红头船”转贸各地，必须根据风信定期启航航行，其商业行为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这种方式打造了潮商视时间如金钱、注意效率、喜挣快钱的商业品性。

对于帆船时代，一切航行均由信风做主。5月～9月吹西北风，11月～3月吹东南风，潮商每到一地必须在季风转换之前做完生意，以便季风转换时乘船返回。因此，如果不能在三个月内完成商业行为，就得等来年才能启程返回，于是他们往往采取低价抛售等手法快速出货，这也使得潮商在东南亚市场更具竞争力。被潮商打压得抬不起头的外国商人甚至建议本国政府“应阻止中国人到暹罗和其它地方贸易”。

潮商与晋商、徽商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各自与官府的亲疏不同。

晋商的黄金时代始于明王朝的“开中法”，主要将内地粮食运往边陲做官军的生意，从而换取官府的盐引，垄断盐利。徽商更是长袖善舞，通过与官府勾结，垄断淮盐销售，成为明清最富有的商帮。红顶商人层出不穷。但这种靠依附王权而成功的商人，其越富有，对官府越依赖，而其商人的独立人格也越加缺损。

或许基于此原因，徽商对自己的商人地位并不十分自信，“左儒右贾”是其与官绅交融的最好写照，大量徽商在商向儒官，大力培植弟子读书取仕，以至于清时，在山东临清因“十九皆徽商占籍”，使得当地的仕人，对在当地经营的徽商子弟占了录取名额而十分不满，要求官府出面干涉。商对绅的倾慕，其背后反映了商人独立人格的缺乏，及对官府权力的过分依赖。

而潮商的产生与发展基本是处于官府的压制之下，其从未得到过官府的支持与庇护。1740年，出于对华人、华商的妒恨，荷兰殖民者在雅加达对华人进行了八天八夜的屠杀，其中多为潮州移民或在当地经营的潮商。为了怕因此得罪清政府，当时的荷兰政府还向清廷通报情况，谁知清政府根本不闻不问，视海外潮商如天朝弃儿。

基于此原因，潮商群体极少发生由商向官流动的现象，商人培养子弟，只求精通文字，专心商业贸易。而无论海内外潮商均有意无意地与政府保持距离，坚持其在商言商的纯粹商业人格。这种习惯保持至今。

记者曾参加过一次潮汕地区的商会会长会议，当地的一把手也应邀到会，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食堂就工作餐，因会议开得过长，饭菜已经冰凉，这些亿万身家的商人们无一抱怨，欣然落座，而且也没有人提出给领导加热饭菜。而这位在当地企业家中口碑甚好的书记，对自己来去均无人接送，倒也习以为常，“他们开会是我主动要求参加的，是他们给我面子，不是我给他们面子”。

(王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