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自己人”

2008年09月24日 18:37【 】 【打印

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

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海外求生的艰难,都使得潮商分外团结。而团结也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牢固的保障。

1840年,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自此外国商人开始操控中国市场,中国传统商人日渐式微,晋商与徽商的分崩离析就是此时开始展开。

但潮商在此次竞争中并没有落败,反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其在中泰米市贸易基础上,扩展了近代汕(汕头)——香(香港)——暹(泰国)——叻(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圈,并且处于垄断地位。而正是这个广阔的市场,为潮商提供了与西方商人竞争的雄厚资本。

为了与潮商争夺该地区的航线,外商开始引入汽轮,与潮商的红头船一决高下。为了保住潮商对东南亚的贸易生命线,由泰国潮商郑智勇倡议,泰潮商于1905年集资创立了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后来为了变华人为外轮顾客为外轮主人,潮商开始租赁外轮或代理外轮的船务,几个回合下来,外轮终未能分到该航线的一杯羹。汕—香—暹—叻航线的保住,使潮商在此区域保持了主流商业地位。

分散各地的潮商,通过极具现代管理机制的潮州会馆团结起来,而在潮商内部建立的信用关系网络又弥补了潮商资金的短缺,使其能够抱成团与对手抗衡。对外来竞争者树起高高的壁垒。以潮商在香港垄断米业之战为例,二战前香港米业批发商多为外地商人,于是潮商通过进入大米进口与零售渠道,同乡之间可以赊购赊销,此举使潮商短短几年便占领了香港米业批发业的六成以上、零售业七成以上的份额。

潮商之间信用关系发展高峰的标志,是潮汕商界内部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在1924年~1925年间国内金融市场币值波动不止,严重影响商业发展的同时,潮汕商业却得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

1949年后,当挟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上海商人蜂拥入香港,而此时的香港也因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转口业务一落千丈。做惯了贸易的香港潮商面对香港的经济转型,一时手足无措,一度陷入困境。但有着丰富贸易经验、市场反应灵敏、具有独特开拓市场禀赋、团结一致的潮商们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艰难迈步,很快,在塑胶、制衣、钟表眼镜等行业,潮商后来居上,重新从上海商人手中夺回了主导权。而潮商代表李嘉诚更成就了华人创业的不朽神话。

如果说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海外潮商英雄辈出,那本土潮商的黄金时代则有些姗姗来迟。

汕头总商会会长郑定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生代潮商。他坐在宽敞的沙发上,挠着头说:“我35岁的时候还是个普通农民。”这个世代生长在潮汕地区一个叫做沙陇的偏僻小镇的农民,离开土地后做的第一份事业是为茶叶厂做铁皮盒,不久他发现卖茶叶比做铁盒更赚钱,于是他也试着收茶、加工茶叶,再以后他发现,将茶叶制成保健品比卖茶叶还要赚钱,于是他做起了减肥茶。就这么,一个农民经过市场一道道的淬洗,终于成为操控几亿资产的企业家。据说,郑现在每周末还要开着他的奔驰车去汕头大学读他的MBA。

而另一位叫郑立平的潮商则似乎更超脱些,“反正我的财产再怎么排,在潮阳(汕头一个区)也不可能排到前面去,树留一层皮,人留一个名。我把我的学校搞好就行了。”

郑立平坦承自己8岁就去放牛了,13岁出外当小木匠,然后是“老板、木工、看房子的人一块兼”。几十年下来,他终于掘到了自己的金,但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他却将这几千万全部投入了教育产业。“我的钱等于投到了海里,这几年基本没回报,但好歹给潮阳搞了个好学校。”

郑立平赤脚坐在沙发上喝着功夫茶,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对面,他说他每天都要去看看,生怕那五千多孩子出个意外。

与二郑相比,张武则属于新生代的潮商,他在大学里读完金融、贸易两个学位后,回到潮州一个以针织闻名于世的小镇上,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和千万资产。但他成为新东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在全世界跑了一圈,这一去足足有一年之久。当许多人以为这个新潮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时,他却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将厂里的产品作了调整,改做高档内衣,全部出口,他已利用潮州人密布海外的联络网,为将来的产品找好了经销商。

八年过去了,他的厂子已经扩展不止十倍,并在海外设了十几个代表处,“只要是经销高档内衣的外商,肯定知道我的牌子和我的厂子。”但他一直向记者强调不要说他的名字和厂子的名字,“我不做内销,没必要炫耀,而且内衣行业毕竟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行业,做得再大年产值也就不过一两亿,不值得说。等我开拓中国市场那天,我再曝光不迟。”

(王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