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刚

周作民原名维新，1884年2月生人，江苏淮安人。其父考中举人后没有出仕做官，只在家设塾馆教书。周作民受喜爱他少年聪慧的乡人王仲书资助，曾就读于广东公学。后由在该校教学的罗振玉疏通推荐，获赴日官费留学机会。因官费中断，两年半既肄业归国。在南京法政学堂做翻译工作，仍孜孜研读财政经济。辛亥革命后，入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库藏司科长、司长；1915年进入交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总行，先后担任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几个月后，担纲打通安徽督军倪嗣冲的关系，负责开办交通银行芜湖和蚌埠分行，并担任两行的经理。

他在和倪嗣冲以及时任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的天津籍巨商王郅隆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他们手里有巨额钱款出入，又想到自己所在的交通银行是官办银行，职位在政治派系的互相倾轧中不过只是“五日京兆”，于是萌发了创办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

当时，周作民至多只是在交通银行做了不到两年的高级职员，除去安顿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应酬，私蓄非常微薄。但他对自己的经营、交际能力极其自信。他想到就做，不断在倪嗣冲、王郅隆的耳边吹风，大讲办银行可以“以钱生钱”的好处，并拟定出了周密的筹资、经营计划。

倪、王被他说动了心，答应投资。他趁热打铁，借他们的交往门路，八方游说，争取手里攥有大量造孽钱的军阀、官僚投资。

周作民原计划筹资200万银洋。但到1917年的年初，虽有倪嗣冲、王郅隆以及担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担任财政部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的吴鼎昌，担任长芦盐运使的段永彬等达官显贵答应投资，数额却不足50万银洋。

周作民看到，如果再为筹资拖延下去，军阀之间争斗激烈，说不定哪天哪个倒台，这些大佬答应的投资也会成为泡影。于是，他下定决心以50万元做200万元的事，一则可以先把已经答应的投资拿到手里；二则可以事情做好了，吸引投资也比如今只是纸上谈兵更有效果。

他当即投入了实际筹备工作。

银行选址于天津著名的英租界被称为“小华尔街”的中街连接的法租界7号路43号(现解放北路97、99号旧址)。以原拟定，取自“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名为“金城银行”。随即组成董事会，由王郅隆担任董事长。

1917年5月15日，金城银行正式揭幕开业。

周作民漂亮地奏响了他的“三步曲”第一乐章。但是，因为周作民自己只有10000银洋的投资(其中还有4000元是借的)，他没有进入董事会，只是担任总经理。

银行正式营业后，一方面努力吸收存款，一方面严格考察放贷客户，只做可靠的铁路、商行的短期放款，当年就获利润数万银洋。

果然，“驱之于利”的策略吸引原来的股东乐于增加投资，又吸引了大量新的投资者。仅仅一年半，到1919年1月，金城银行实有的资本就收足了200万银洋。其中，一般散户投资达38万元，到同年10月，金城银行增资为500万银洋(一般散户和工商业者投资为将近250万银洋)，已经成为民营银行中的大户，与同是民营银行的盐业、中南、大陆3家被金融、工商界并称为“北四行”。

金城银行中相对于军阀、官僚的一般商民投资额的快速增长，是周作民“三步曲”中的第二步。他看到中国的政局动荡，政坛多变，既要拉权贵显要做“虎皮大旗”，又不能和他们陷得太深，受他们上台下台的牵连。他深知这些军阀、官僚们挥霍无度，便任由他们预支红利。他又深知一般投资人的投资是自己的辛苦血汗钱，必定计锱较铢，就缩短核算周期，及时把他们的红利转为股金。

1920年，在北洋军阀的派系之争中，倪嗣冲所属的“安福系”失败，他的“财神爷”王郅隆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日本避难，后死于日本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中。他因大量支用，退出股本，在金城银行的投资由50万银洋减为不足20万。

他逃走后，周作民请出了他的老上司梁士诒担任董事长。虽然周作民因个人投资份额太少，仍然在董事会没有席位，但其它的董事身为军阀、官僚，不懂银行的经营，而梁士诒只是挂名，周作民因此初步摆脱了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股东们的约束，控制了银行的实权。

1929年，周作民创办经营金城银行长达12年之久，才被增选为董事会董事。8年以后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他才被推选为自己亲手创办的金城银行的董事长。这时，他已由创办银行时年过而立的青年才俊，成为年过五旬的世故老人了。这时，他才全部完成了自己处心积虑谱写的立业立身的“三步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