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深夜，上海炮声四起，日本侵略者突然侵犯闸北，中国守军奋起自卫。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当时的东方文化中心机关——商务印书馆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建筑物被焚烧殆尽、书籍文献付之一炬……上海沦陷后，日军更是潜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馆中30余年搜集所得的大量中外图书40余万册，包括无价之善本珍籍，全部化为灰烬。

“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面对商务印书馆的厄运，张元济悲愤异常。商务印书馆从此要消失了吗？他默默地问着自己。不！这位一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出版家发出了铿锵的回答：“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和同事们坚定地走上了重振商务印书馆之路。

普及教育智民梦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在张元济心中，一直有个理想，即开通民智，教育救国。张元济认为，国家的政治全靠国民的意愿形成，而中国民众的知识水平太低，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难以很快达到最佳状态。国民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人都受教育。学习的内容不需太高深，只要能了解处于当今世界不可不了解的事物，这样就可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否则难免不被别人奴役，遭到灭绝。

而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怎样的呢？号称四万万人，但受过教育的人估计不过40万人，而这些人也只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写点八股文章罢了，对于生存于世所必须知道的事物，却是茫然无知。张元济心里非常担忧，因此他呼吁广设学堂，改掉“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的弊端。

1902年1月，张元济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以答问的方式详细表述了他的教育观点。在文中，他提出了两条办学宗旨：一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不要只培养英才，而是要人人通过读书提高自身素质，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得以“民智大开”；二为“勿标讲求西学之名”，反对教育上全盘西化。他这是针对当时办教育盲目崇尚西学而提出来的，尽管他本人比较仰慕西学，但他指出，各国教育之法，都是以本国的民情、风俗、宗教、政体为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育皆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这些中国应学习。同时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要中西结合，振兴中国。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张元济积极行动起来。当然，他所说的教育并不仅仅是设立学校，开班上课，而是运用各种文化设施和教育手段对民众进行教育。他认为实现自己“智民”理想的最佳办法就是办出版事业。

革新教材育新人

1901年，张元济应创办人夏瑞芳邀请，投资商务印书馆，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不久，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他开始积极编写出版新式教材。他约请我国近代科学编辑工作者杜亚泉编辑一套《文学初阶》作为启蒙学堂课本，学生读完便可转入小学，读《文学进阶》；请夏曾佑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

1904年，清朝公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每周读经12小时，中国文字4小时，实质是强调“谈经”。张元济等人对此很不满，认为“不合教育公理”，于是决定自己动手，编写一套适合国情的新课本。

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推出了一整套初等和高等小学最新教科书。1906年前，《最新国文教科书》陆续出版，共计十册，为初等小学所用。不久又出版为高等小学用的国文教科书八册。内容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书中极力宣扬我国的悠久文化和古代圣贤的言行，同时极力矫正迷信、缠足、鸦片等社会陋习，“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这正是张元济等人提倡普及教育、反对科举，欢迎西学、但反对数典忘祖的宗旨。

《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后，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小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冰心后来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中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后来，商务印书馆又编了一些教科书，共计16科78册，统称为《最新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从普及教育的宗旨出发，根据儿童特点，采取了由浅入深的原则，从儿童熟悉的事物讲起，满足了国人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如饥似渴的需要，非常受国人欢迎，对近代中国普及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人曾说，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化机关，也是因为此套丛书。

传新学 整古籍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为了保证质量，张元济聘请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当编辑，而作者呢，大都是一些当时的著名学者，如严复、林纾、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同时，张元济还善于培养青年，发现人才。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群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巴金、冰心、李大钊、朱自清、费孝通……他们为了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在中国倡导新知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亦功不可没。

在大量介绍西学之时，张元济也在为整理、保存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在他的心中，他从未把西学和传统文化遗产对立起来，他就是要让中西文化沟通，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和光大。

“我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之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张元济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特别是在1926年退休后，更是专心埋头于影印工作。《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数十部古籍凝聚着张元济的数十年心血，其间几番磨难，几多甘苦，旁人如何理解。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还搜书藏书，当时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吸引了众多学人。可侵略者的炮火摧毁了这些文化财富，让张元济怎不痛心！

近代中国，国贫民困。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奋斗，寻求强国之路，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文学救国……张元济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学术、文学、科技著作，为实现“智民”之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我们提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历史功绩时，我们不能忘记张元济这位出版大家、教育家。正如茅盾先生在张元济90寿辰所写的祝词中所说：“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张元济的号)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