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

他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材的出版者。

我们都知道中华书局，但很少有人知道陆费逵。

让我们追随陆费逵后人的回忆，重新认识一个了不起的创业者。

- 人物档案

生于1886年，浙江桐乡人，近代中国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

早年在武汉参加革命组织日知会，经营新学界书店，销售《革命军》等革命书籍。后任《楚报》主笔。

1905年以言论忤当局，遭通缉逃亡上海，先后在上海昌明公司、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职。

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布成立，陆费逵任局长(后改总经理)，自此主持中华书局达30年之久。书局成功，使陆费逵成为全国书业出版界的巨擘。

曾与蔡元培密切配合，参与制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教育政策。他还是中国最早提倡性教育的人。

主持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著名辞书和古籍。

1941年病逝于香港。口述人陆费铭秀：陆费逵之女。“陆费”为复姓。

“自己挣扎的模范”

1934年，父亲曾经写过一篇《我的青年时代》，在文章中叙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那篇文章的缘起是因为当时的《申报月刊》二卷一期上俞庆棠女士发表的文章中将父亲跟爱迪生、高尔基等人并举，认为是“自己挣扎的模范”。父亲看到之后说自己不敢与诸贤相比，但从小时起就“自己挣扎”倒实有其事。

父亲在那篇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文章中说自己一生只付过十二元学费，十七岁的时候又用捐集得来的二十三元开办了一个小学校。想来他自己是颇为自得的。

父亲幼年除了读过一年私塾之外，主要的教育来源于祖母，之后便全凭自学成才，到十九岁那年，他已经开始自己撰写著作了。至于开办的那个学校，一开始是几个朋友的一时兴奋，后来其他人渐不过问，父亲一人支持了八个月。当时有二十七个学生，有八个是免费的。到后来结束的时候，不但没有亏空，还剩下四元几角。这一段经历，孕育了他后来的教育思想。

编教材起家

父亲在《我为什么献身书业》一文中曾说：“我十九岁有感于买书难，拿当时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元之营业。年少气盛，野心勃勃就决计献身书业了。”

父亲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时候，商务感觉他是个人才，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武昌起义之后，他预料革命必能成功，清朝的旧教材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开始酝酿编撰新的教材。在新教材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孙中山是当今中国的第一伟人”。

当时商务的主要领导认为如果革命不能成功的话，出版这样的教材存在风险也存在危险，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父亲感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在商务实现，于是便和戴克敦、陈寅、沈颐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筹划创办中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翌年，父亲便和众人一起创办了中华书局。那时商务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

后来有人说，中华书局是以编印教科书起家的。

与蔡元培的交往

父亲一生常自称好言教育，他认为“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盛矣”。由于志趣相投，他跟当时的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是要好的朋友，来往非常密切。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父亲常常和他探讨教育问题，曾多次著文献议，也多次得到蔡元培与教育部的采纳而得以施行。

蔡元培曾经打算刊行白话日报。父亲直率表示白话日报不是教育方面的紧急工作，前清的教科书编法陈旧，害人非浅，不如定一个暂行办法，先电告各省教育司，为开学做准备。

随后，父亲在《教育杂志》发表《敬告国民教育总长》一文，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等。他的建议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蔡让父亲代拟电文通令全国。随后，由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缩短年限、减少课时、小学男女同校、废读经科等。暂行办法是父亲研究三年的成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改革。同时，《办法》的实施也推动了创立之初中华书局的发展。

接着，父亲发表《国民教育方针当采用实利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好友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而作。蔡元培主张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而父亲则主张实利主义教育，即通过教育获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取得谋生的资格。

受父亲的影响，蔡元培随后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这场笔墨官司，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魯魚亥豕”VS“大与犬”

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商务较中华先成立了十余年，根深蒂固，早已先声夺人。中华要想后来居上，实非易事。其时首屈一指的综合性杂志是商务编印的《东方杂志》。父亲为了与商务竞争，就请梁启超主编了《大中华》杂志，一时间声名鹊起。后来又创办了《新中华》杂志，创刊号达数万份，行销全国，一举确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出版以后，畅销全国。中华书局也于1915年开始筹编《辞海》，它同样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追根溯源，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久就奠定了市场地位。

商务印书馆为了抢占市场，出版《四部业刊》时在广告中说是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魯魚亥豕”，错误百出，以此来招徕顾客。而父亲则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针锋相对地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排印并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古文上原来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把“大”字印成了“犬”字等等，贻误读者。

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在广告中悬赏征求读者来信，如能指出《四部备要》的排印错误，每一字酬谢银洋10元。《四部备要》出版之后，仅读者来信指出错误一项，中华书局就支付酬金千元之多。不过再版之时，既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质量。

“即鄙人也”

解放以前，我国出版物的发行量除了教科书能印几十万册外，其他一般书刊，能超出万册的很少，有的一次只印一两千册，而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由于读者面狭窄，甚至只印几百册。但是后者恰恰是高精尖的精神产品，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怎么办？父亲当时采取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策略，也就是用发行教科书的盈利来弥补印刷学术著作的亏损。因此，当时的中华书局对于作者的稿费、版税并不单以销数多少为依据。有些高端的学术著作，即使亏本，稿费和版税也都定得比较高，让作者包销书籍或者赞助出版费用的事情绝无仅有，至于出卖书号更是无从谈起了，因为当时注册出版社的程序相当简单，这本书你这里不出，还可以拿到别家，别家不出甚至还可以自己注册出版。也许是当时这种大环境，才孕育出父亲综合经营的思路吧。

父亲常对他的同事们讲：“作者、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他要求所有经营部门的同事对待读者一定要热情。说到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20年代的一天，父亲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扎的时候，父亲走过去对那个顾客讲还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40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父亲，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父亲大笑：“是即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中华书局的成功，虽然得力于父亲的敏锐和经营有道，但更与当时学者文人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学科领域内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徐悲鸿、刘海粟等等。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的，也是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对低一点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

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可把出版当作教育机关，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还可以用来安身立命。同时，现代稿酬制度的确立，也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经常的收入来源，对他们的生活不无补益。出版社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