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1日-12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和《东方财经》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顺利召开。图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教授做主题发言。

厉以宁：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和民间创业的积极性”。

第一，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是怎样被调动起来的。

回顾这30年，我们首先应该感谢在3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重要的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文章发表了以后引起了全国的大讨论，这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始，使得正确的理论和指导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破除文本主义和教导主义就不能拨乱反正。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基本国情，从旧思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这场大讨论的核心。没有这种大讨论，就不会有新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就不会有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我们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三件重要的改革开放的事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了。

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开始。改革要在计划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环境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农村，为什么农村是最薄弱的，因为农村和城市是不一样的，城市生产是政府管制的，生活是政府包下的，你只要愿意工作，拿到最低工资30多块钱也能维持。生活上有粮票、油票、鸡蛋票，所以生活上是包下来的。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生产是管制的，种什么到哪里销售一切都管制，但是生活是不包的。所以说，所谓困难时期饿死人是饿死农民的，城市没有饿死的，只有营养不良病死的。所以农村是最弱的环节，改革农民最薄弱的链条中，这个环节要做，所以搞起了农村家庭承包制，实际上把广大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可以自己指挥、自己生产，安排治理卓越。这样把农民的积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了。农村承包制推动以后，在生产力是突飞猛进的，因为农民公社时期是用拖拉机的，农贸市场开放以后，鸡鸭鱼肉都有了，乡镇企业的兴起，所以紧接着第二浪潮来了，乡镇企业的兴起。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从前所谓的社会性质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现在是调动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这一点来讲对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在计划管制之外就出现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乡镇企业从市场上销售，这就给广大的民间创意的积极性进一步的调动起来了。

紧接着是农村措施经济特区的建立，如果说农村承包式推广就是给农民自发搞起来了，工厂就产生了，这就看出来了，这个速度和深圳是超过香港的，经济特区的建立，这就好比在平地的水面上丢下了三个石头，引起层层波浪，这就是我们回顾30年前的情况。

那就是说民间创业的积极性从哪里调动起来的，从84年开始，转向城市的改革，就开始考虑到企业怎么改革，无论是放权让利、搞承包也好，最后归到股份制上。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家是怎么产生的？中国的企业家是怎么出现的？解放后实际是没有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出现是是这样的高潮。第一个高潮，在1979年以后，体制外出现了民营企业家，包括了农村中出了一些能人，农村中创办乡镇企业的人，还有插队回来没找到工作的企业，一大堆人，这些人在体制之外有自己的见解，看出了是民间创业的好时机。第二个浪潮是1985年开始，当时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就出现了一些企业家，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仍然是机关的干部工作人员或者是国有企业中的人，无论是国家科研机构、高校教师这样的人，他们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怎样通过自己的创业，尽管当时还戴了红帽子，但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发展民营经济有一定的限制，挂上了集体挂号，但毕竟是体制内转到体制外，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外，就出现了第三个高潮。体制内开始形成，通过企业的改制，通过企业的重组出现了一大批的企业家。

所以从整个的过程可以看出，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像今天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