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金融危机中的中国抉择

为了保增长，目前可优先采取的应是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蕴藏着通胀强力反弹的风险，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激进的房地产救市政策，有可能重蹈此前格林斯潘过度放松货币政策引爆次贷危机的覆辙，我们对此不可不察。

在财政政策方面，投资、减税两项手段都可选择。财政投资的目标不仅包括基础设施，也应包括先进制造业，特别是重大战略性项目。至于减税手段，应当在投资之后。我国财税优惠泛滥，导致税基缩小，大面积减税必须以清理财税优惠为先决条件。

区域经贸集团思潮在动荡时期特别容易流行。我们需要降低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同时还需要转换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客观上需要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而且一个经济技术尚未占据优势的国家，要组织以本国为核心的封闭性经贸集团，结果必然失败。所以，上述策略在实施中必须适度。

经济危机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还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乃至全面的政治危机。对此，我们需要努力消除社会分配不公，防止利益集团浑水摸鱼。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其他国家的社会风险，防止海外华侨、华人沦为替罪羊。

我们同时需要看到，无论古今中外，危机从来就是重新洗牌的契机，弱者沉沦，强者崛起。危机虽然会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同时也是百年难遇的机遇。如能充分利用，我国可望显著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为此而承担一定的压力、付出一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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