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

杨小凯

编者按：本文为杨小凯2002年在天则所的一次演讲。当年，这份演讲稿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十年过去，这个问题对于已经持续高速发展30多年的中国依然重要。今天的中国是应该先建立制度，还是继续抓经济增长？国企改革的顺序是逐步私有化，还是先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我们旧文重温，希望能在思想的碰撞中给中国改革以启迪。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经济学家叫沃森，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20世纪之前，也就是18、19世纪，当时的英国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大革命前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权力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可能征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讲的宪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的商业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按照一个叫做默比的学者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获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相对南美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在英国治下，各州自治，税收主要是用在地方发展。而南美洲宗主国只是把殖民地看作一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成文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0.6到0.7。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有人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反省的，因为这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之分。同时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也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也是好的资本主义的特点。而后发劣势跟坏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关系。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今天，我们都知道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制度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在今天却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从俄国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我国家电行业的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这个发展过程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另几个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中国股市的硬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香港，但它严格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卷公司的许可证，因此股市成为向股东吸血来补助低效的国有公司的工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吃了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东’。这却被有些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关于期货市场，大家已看到了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买卖就是坑蒙拐骗，不可能成功。对于电子商务，有不少人相信网络经济中国有后发优势，但我却相信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合资的，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合资在洋务运动时期叫做”官商合办”，也就是说政府控制，而最近南韩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控股是要坏事的。而且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所以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50年代也自认在电子工业中有后发优势，结果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成了历史笑话。当年在电子工业方面与中国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实实学资本主义制度成了工业大国。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日本起草了一部宪政主义(而不是将政府的无限权力制度化的苏联式)的宪法(由公民投票通过)，国会又通过公平竞争法，解散了垄断性私人财阀(在美国压力下)，形成经济中的战国纷争局面。宪法中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及专利制度成为日本成功的动力。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我参观浦东时，对中国的后发劣势深有所感。浦东的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营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头蛇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它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在自由经济中，私人企业很少会自愿与政府合资，而浦东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又是用’官商合办’，模仿技术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来延缓制度改革。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留下制度隐患。我6月去南韩开会，了解到南韩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对私人银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长的特权。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也主要针对这一落后的制度,即废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长的特权。但是，我从不少中国人听到的，却是他们欣赏南韩的大公司制度，说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要搞公司集团。但我在南韩所了解的事实是，南韩的大公司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连大部分银行也是类似中国的民生银行的私人银行。改革前，这些银行也象民生银行一样由政府指定董事长。这政府的特权正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在浦东还听到政府办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惊，连风险投资这种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来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产业政策(英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之特点就是没有产业政策)，可见中国的后发劣势有多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在讲进WTO后，民族工业会如何受到打击。正如张维迎所言，如果打击的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就是好消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竞争力，他们却没搞清，没有竞争力的是中国的国有汽车工业，而不是中国的私人汽车工业。我相信，如果限制私人经营银行和汽车工业的规例被废止，中国在10年内会有世界上最大的本国私人汽车制造商。看看私人公司’远大’的经验很多人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当然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我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东西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很迟才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30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WTO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的。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包括私人可以不需许可证而经营外贸和出版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