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崛起 新加坡的立国智慧

【摘要】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的金融体系虽未受到冲击，但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其经济增长率由当年的8.5%暴跌至1998年的0.1%。拥抱“知识经济”的关键在于加强国家的科技力量，但长期以来，新加坡科研投入密度和产业技术密度都比较低。

新书摘

匡导球 著人民出版社3内容简介本书全面介绍了新加坡的历史渊源、政治制度以及政府在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外交政策、廉政建设、文化教育、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其中，凡与中国相似之处或可为中国借鉴的宝贵经验，作者均不惜笔墨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大量独到而深刻的见解。知识大潮（1）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新加坡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但已不再是区域内的“明星”。中国、印度和各东盟国家的快速增长成为这一时期最亮丽的风景线。这些国家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开放的政策、优厚的投资条件，很快就对新加坡形成了压力。卸任总理的李光耀提醒新加坡要“小心”，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朝新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将会成为一个失败的新兴工业国家。尽管此时的新加坡，已有诸多“光环”加身：电子产品制造中心、石化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区域服务中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加坡的金融体系虽未受到冲击，但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其经济增长率由当年的8.5%暴跌至1998年的0.1%。之后，东南亚地区包括新加坡在内受美国经济复苏尤其是电子行业繁荣的影响，经济出现快速的“V”形反弹。新加坡在1999年经济增长率恢复至5.5%，2000年飙升至10.3%。但到了2001年，全球电子产业出现下滑，新加坡经济因此负增长2%，创下独立以来最差纪录。金融危机后，“过山车”式的发展轨迹促使政府再次思考新加坡的转型升级之路。在评估了未来十年的经济竞争力和发展前景后，政府为新加坡确立了以“知识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发展路线，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工业结构，重点发展基础研发、生物科学、环境和水资源技术、互动和数码媒体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总部经济”。拥抱“知识经济”的关键在于加强国家的科技力量，但长期以来，新加坡科研投入密度和产业技术密度都比较低。直到1990年，新加坡的科技和开发总投入也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199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12%，但此时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相应比例已经分别达到了1.8%和2.5%。同年，每万名劳动人口中科研专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中国台湾61人，韩国57人，新加坡仅41.9人。为摆脱产业的低增值特征，加强国家的科技力量，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国家科技局，开始直接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1999年，政府重组国家科技局，更名为科技研究局，加大了对科研、人才和产业的支持和整合力度。考虑到新加坡的科技基础和人力资源状况，政府在设立科研机构、资助企业研发人员再教育及加强高校科研投入之外，还务实地采取了“借鸡生蛋”和“筑巢引凤”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战略。一方面，与国际著名科研机构和中心、高科技产业团体互通有无，并联合训练、培养人才，同时支持跨国公司在本地设立研发中心，由科技局与跨国公司合作开发新产品；另一方面，斥巨资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立配合不同产业发展的聚集区与工业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吸引国际顶尖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进驻新加坡，同时，以完善的研究设施、优良的待遇吸引国际研究人才。为了促进科研成果的应用和转化，政府积极在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间牵线搭桥，对推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的企业进行资助，甚至直接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全套服务”。1998年9月，新加坡政府推出“21世纪科技企业家策略”，由科技局提供一套完整的、多方位的援助计划，涵盖的范围包括软硬件援助、提供机会和资金获取途径、提供技术与商业咨询服务，可以说是从孵化、成形到脱壳，进行全程服务。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新加坡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茁壮成长。目前，新加坡已成为区域信息科技枢纽，全球前100家信息科技公司已有69家在这里设立分公司。着力打造的生物科技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2008年已为制造业贡献了8%的产值。另外，新加坡现在每年的科研投入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新加坡已经完成了从“工业经济体”到“创新经济体”的蜕变。先进制造业之外，“知识经济”的另一支柱是服务业，尤其是以信息、知识等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实际上，自1986年确定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之后，新加坡的服务业就进入了高速成长期，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超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加快了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进程。首先是为金融业“松绑”。虽然早已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法无许可则为禁止”的从严监管政策，与西方国家的“法无禁止即为允许”形成了鲜明对比。严格监管使新加坡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得以保全，但也束缚了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急速变化的金融开放形式，新加坡在1998年至2000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体制改革，变“密法管制”为“从旁监管”，提高企业信息披露度，确保商业机构的风险控制满足审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