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的困扰：中国经济十年

“泡沫”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多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十年内，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人均GDP达到六千美元左右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经历了两次泡沫。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稳定增长的同时摆脱泡沫的困扰，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下面简要回顾一下过去十年的两次泡沫。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在2002年加入WTO等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8%左右的水平提高到了2007年的13%左右，房价与股指也是大幅度的上涨，特别是上证指数超过六千点，这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泡沫。

之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的泡沫也开始破裂，2008年开始经济增速急剧下滑。但是没有等泡沫完全破灭，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台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到了2010年经济增长速度又被拉回到10%以上。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房价相比2006年有了翻倍以上的涨幅，这是第二次泡沫，主要表现在房价上。

随后经济增速下滑，2012年下滑到8%以下。2012年之后，新一届政府调整了政策，承认经济放缓是“新常态”，提出把“改革”作为解决经济深层次结构问题的手段。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下，本届政府还是把“政府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提出了“一路一带”的宏伟战略。在政府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预期，以及前段时间降息、降准等以及扩大地方政府发债额度等宽松货币政策因素等的推动下，第三次泡沫似乎已经在酝酿中，这次泡沫主要体现在股市，特别是创业板上。

“泡沫”的危害不言而喻，它造成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正，并且扭曲了经济结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威胁。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泡沫破灭之后长时间的衰退让人记忆犹新，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这需要时间来验证。但目前需要做的是悬崖勒马，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警惕，并采取有力的手段去预防它的发生。

过去多年，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容易使人误以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然而，没有民间对基础设施的庞大需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不会有什么效果。设想在撒哈拉大荒漠中修一条铁路，那将是什么情况。正是由于存在巨量的民间需求，中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才取得如此成效。因此，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投资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政府投资是被民间需求“拉动”的。政府投资不能超出市场的需求，如超出这个需求，那么结果将是通货膨胀，或者说虚假的繁荣，也就是泡沫。

也许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还有空间，比如“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还有一定余地，但是，其前提条件必须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放松管制，使个体自由行动的空间扩大，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

如上所述，政府投资并不必然意味着泡沫，只有超出市场需求，才导致泡沫。

中国过去十多年制造的泡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罔顾市场需求的投资。这就需要检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预算软约束”，它以政府和国有部分垄断上游生产要素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国有体制，国有商业银行和政府不需要对其行为负责，政府可以大量地从银行借债投资，产生的政绩是自己的，而债务风险却不需要自己承担。

银行也是一样，无需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负责。这意味着政府有很强的投资冲动，而银行有很强的借贷冲动。由于政府的垄断，资金和土地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国有企业可以“廉价地”获得这些要素，能获得这些要素，就意味着获利，这类似“双轨制”。在垄断利益的驱动下，过量的资金和土地进入了市场，从而催生了资产泡沫。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泡沫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的过去之所以不断积累泡沫，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必然结果，相反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如前面提到的“双轨制”，我们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半拉子市场经济。

要消除泡沫导致的困扰，就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消除和改变那些导致泡沫的制度。为此，放开政府对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垄断，让国企民营化，开放市场是非常关键的。

对此，政府也已经有所认识，如金融市场化的步伐在加快，表现在利率、民间资本的准入上，但是还远远不够。有些领域基本上还没有对民间资本开放，如能源和通信等等；有些名义上开放，但还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比如教育；有些虽然向市场开放，但各种审批还是太多。如政府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那么就相当于给民间资本一个出路，使资本为财富创造做更多贡献，也可缓解资产泡沫。

市场化是一种自发性力量，政府只要不去打压，市场会自己成长起来。中国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互联网技术与资本结合，推动了各个领域的市场化，比如媒体、金融，教育、医疗和出租车行业等等，这是市场力量的体现。它使消费者获得好处，也侵蚀原来由政府垄断的部门，如出租车行业，损害到了政府部门利益。这时，政府究竟是保护自身利益，还是开放市场，对政府的改革决心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市场并不意味着泡沫，市场意味着财富的创造，泡沫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今后，中国要摆脱泡沫的困扰，只有进一步地回归市场才有可能，不仅在思维上，而且还要在制度上予以落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真正转型。（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凤凰财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