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小平“8.18”讲话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6周年的纪念日。上海书展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我的《论制度反腐》新书首发暨签售会。作为主办方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作为出版发行单位的中央编译出版社，以这种形式来纪念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他36年前的讲话，仍在耳边回响。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从横向看，既不同于世界别国；从纵向看，也有别于自己过去的鲜明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总设计师邓小平“做模型”、“建样板间”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始于“特区”，并成于“特区”。
首先，建特区要有建特区的胆识。1979年初，邓小平在一份港商要求在广州办厂的报告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可能是邓小平关于设立特区的最早思考。有过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无后方作战等大战役指挥经验的邓小平同志，深知要在计划经济的困境中闯出一条新路，必须象30多年前那样，实施战略突围。
于是，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同时，从全国选调了一批精兵强将。于是，从特区杀出的一条血路，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
其次，建特区要有对特区的正确设计。一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检验特区成败的标准，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早雏形；二是看准了，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三是允许看，但是不搞争论。四是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五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注意及时把经验升华为制度。
最后，特区的经验要通过不断总结推广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特色。1984年初，邓小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向严谨朴实的他，对特区三年多工作的评价给了“正确”两个字。
1992年初，邓小平再来深圳，实事求是地给予了“成就”的论断——“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信‘资’”。正是特区由“正确”而“成就”的努力和经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努力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效果不如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没有建立像“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改特区”。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好，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因为“十年文革”的空谈误国，使中国面临经济问题不解决，政治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局面。因此，改革必须从经济体制起步。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现阶段表现出的经济问题，其实大都是社会问题而且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可以说，此阶段的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也解决不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深刻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据此，可以讲，政改能得最大的民心。因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包括经济、文化生活，更包括社会、政治生活。要满足民心对惩贪、反腐，建立公平、正义美好社会政治生活的向往，就必须既抓经济体制改革，又抓政治体制改革，这才能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的历程反复证明，只要是改革，只要是创新，就肯定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肯定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有不同的声音而放弃或拖延改革。历史机遇期可遇不可求。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借鉴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模式”，也需要按照习总书记关于试点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的要求去做：一是划出“特区”，让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争当改革促进派”的干部，“大胆实践”，“大胆探索”，“大胆干”（习近平语）。二是“不搞争论”。允许看，但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语）。
不改革自然就不会有争议，但是同时也就永远不会有突破。改革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实践上的突破。改革30多年了，特别是在不作为、慢作为等懒政、怠政现象滋生蔓延的当前，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改革创新压力都推给中央。改革亟须新的动力源。这样，改革的动力才不会衰减。习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这些重要论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加了油，鼓了劲。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30年前的这番话，仍有如此强的针对性。既然搞经济改革都必须建立特区，比经济改革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建立试验区。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用“杀出一条血路”激励特区的拓荒者们，可见改革之难。可喜的是深圳等特区的改革者们，以敢闯敢试的精神和干劲，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杀出一条血路”。但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却只有一批经济特区，而没有一个“政改特区”。如果“继续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做试验是深圳的功能和职责”，那么，确立深圳或其下的某个区为“政改特区”，应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实践证明，只有划出特区，才能把可能的风险纳入可控制范围，防止颠覆性错误；只有通过试点，才能在实践中而非在理论上，检验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其经济上的成功在此，其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的成功也应在此。
尽快建立“政改特区”，就能实现化大为小，化远为近，化整为零，化险为夷，这既是政改特区的“四化功效”，也是对“8.18”讲话的最好纪念。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