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商人被长期有组织地政治打压背后的玄机

文/顽黠蒙童

原标题：商人才是文明的引擎

中国从古到当代，职业排序几乎一直都是士农工商，认为商人游民不从事生产，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中国都鄙视商人，而改开近四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则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

从四民之末到荒唐的“打倒资本家”做为一个国家口号和政策。在这不是巧合，事实上，这种定位本身即隐含着深刻的矛盾。这是权力为满足贪婪播下的虚伪谎言。

《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在管仲的观念里，四民均为国之石（基石）民。管仲以商成就了齐国。可是《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曾说过：“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初期其事易。”又如：汉高祖刘邦：“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唐太宗李世民：“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明太祖朱元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显然，为政者不仅知道商贾的重要还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而且试图对他们严加限制。

为什么？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

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统治者们认为全国人民都务农了，人人就吃饱了，人人都吃饱了，老百姓就本分了，都安分守己了，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了，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国家就容易不稳定，局势就不好控制，我的皇位就不稳固了。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

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的历史上商人这个群体被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是权力使然。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是让经商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另一种民族传统。

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几乎人人都喜欢经商，也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弱弱的对抗着违背人性的权力和伦理。

这种现实生活与权力、伦理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具有破坏性的。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

中国的商人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希腊，因为他们的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耕地的缺乏和土地贫瘠限制粮食的生产，而冬季多雨，夏季干燥的独特的地中海气候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的生长。用天然优势炼制橄榄油，葡萄酒，这些东西需要存放转运，陶器应运而生，这些东西只能用来交换才能维持更好的甚至基本的生活，这样他们不得不开始了的各种各样的规模化交换（商业活动）。

这种活动需要明晰产权，才能完成交易。这确立了私有产权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若不如此则交易不能形成，交易不能形成每个人的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即便是有强权也不能轻易打破这个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因为那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系统崩塌。由于这种活动是普遍的不可抗力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对于商人、商业活动就是认可和尊重的，进而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这两句话的本质区别其实是产权概念的模糊与清晰，这更是导致了后来欧洲商人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商业文明迟迟得不到形成和发展的结果。

诚然这在早期乃至现在一样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可这不是商人的错，商人的本质是交换。这种因生存普遍需求的交换活动，就必须服从独立，自愿这种交换活动的内在要求。如此则诚信，自觉，平等，公平成了商人能持续交易的基本要求。

商人需要带着物质、货币财富关系的进行交换，这需要流动也必须流动，否则交换无法完成。当商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在当地爱上一个姑娘和她结婚，他从此就和他原来的家庭脱离了关系。他们的后代不断重复这种模式。这样不但摧毁了氏族血缘关系和联系，还更大范围的交换了基因。血缘关系一旦隔断了之后，每个人就变成了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就是商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商业文明真正的精髓。

每个人都是有独立人格个体，这么些独立的人，他们如何组成社会呢？一旦他们发生矛盾冲突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有起码的办法解决，怎么办呢？于是契约应运而生。契约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因商人的需要得传播和发展。

现实中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为了生存，发展和享乐，任何人都必须经常地去光顾集市或商店，任何人都无时无刻不在领受商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世界没有什么职业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商人。没有了商人，社会将不是社会，成了划地为牢。而无论没有了什么职业，商人却都能将之重新“生产”出来。

工人、农民、科学家，不过是鸡蛋、西红柿、盐巴。而商人才是伟大的厨师，只有他的伟大智慧，才懂得如何将工人、农民、科学家组织起来，做出“西红柿炒鸡蛋”，且送到“消费者嘴边”，让1+1+1远远大于3。鸡蛋、西红柿、盐巴要想让自己“增值”，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供商人驱使。你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找鸡蛋、西红柿和盐巴没用，你得找商人。

愿意交换的双方必然认定换出之物的价值小于换回之物，否则就不会交换了。这里商人不仅创造了价值，还是最大的“价值创造者”，而且使一切价值得以实现。水，如果不送到干渴的嘴边，一文都不值。设若不能交换，价值得不到实现，没有人会造一百张床放在家里。这意味着没有商人，人类将不会进行任何满足生存之外的生产，吃饱了就数星星看月亮晒太阳。

商人给生产发送需求信号，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生产、而且是更好地生产，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各行业才可能择优生产、合理分工、自觉竞争，才会有人去发明蒸汽机、发电机、以及各种提高生产水平高科技；才会有人去开工厂、农场；进而才会有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在商人逐利的驱动下得以的提高。

是商人的逐利无数次发现了新的需求，并把这种需求变为现实丰富提高了生活水平，是商人自担风险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递和输送到世界每个角落，是商人赶着骆驼开辟了丝绸之路，把东方的文明带到了西方，是商人扬起白帆用《进化论》和蒸气机催促了古老东方的新生。

商人可以当之无愧地戴上“人类文明使者”的桂冠。

商人是人类生存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什么时候权力介入干涉限制商人，什么时候鄙视和排斥商人，什么时候把商人简单地当作物质传递的工具，忽视他们的非凡活动，阻碍他们开拓精神的发挥，那么时代前进的车轮就会延缓或停滞，社会运转的机械就会生锈而失灵。这里商人既是社会运转的引擎，也是生产循环的润滑剂。人类历史由于商人的存在而充满光彩，社会时代因为商人的活动而充满生机。

相较过去，今天地理环境的制约已被科技的发展缩小甚至拉平，人人成为商人成为可能，专制必将被埋葬。因为商人是威权的天然消解者，商业是专制的坟墓。自由必将带来繁荣。

独立、自由、平等从商人的活动中得以彰显和肯定，商人是一切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者。

商人是伟大的，商人是自由交换的使者，商人才是文明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