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还在下决心 应由最高决策层部署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接受凤凰财经记者专访

凤凰财经讯（记者张博）也许没有哪一年像2016年的经济如此牵动人心，全球经济持续下滑且不确定性加大，中国此前在发展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供给侧改革推进一年，在艰难中探索前进。今年备受关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该如何设计，明年经济是何趋势，日前讨论得轰轰烈烈的产业政策该怎样理解？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凤凰财经记者在11月20日举办的“2016凤凰财经峰会”上专访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这位高层智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并不回避，言辞恳切，对上述问题发表了深刻的看法。

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还在下决心应由最高决策层部署

随着中国金融单一分业时代的逐渐结束，当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需要改革已成业界共识，然而，从年初改革方式受到广泛讨论到现在已经一年，具体方案尚未推出。此前民间传出多种方案猜测，李扬曾在6月表示，“一行一委”及“一行两会”方案可能性更大。对于正式方案的尚未出台，李扬坦言，“目前来看最高的领导层还在下最后的决心，但是监管改革的核心任务还是非常清晰的。”

监管方案在设计中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统筹协调，李扬解释道。第一是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施行统筹监管。第二是对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登记、清算、结算、支付等实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第三是对金融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等进行统一，实现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我认为这些是要点，金融监管体制可以有多种形式，都有利弊得失，但是只要抓住了上述要点，审慎管理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此外，李扬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这项改革一定要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来直接领导。“例如金融监管不统一问题，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不统一问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等等，这些在机构层面去处理都不容易解决。由高一层次的机构、力量或者领导来管理，问题就会比较好地解决，未来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方向。”

明年经济增长仍是下滑态势要记住“L”型还会很长时间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谈到明年形势，李扬直截了当指出，“明年经济增长仍然是下滑的态势，现在看起来下滑可能还要延续一些时候。”

李扬分析道，目前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在增大，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持续八年，但还未见根本好转，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态，如英国脱欧、全球利率困局、去全球化以及特朗普当选等，显示危机实际上还在进一步恶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非常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一大的环境下一定会受到不利影响。而从国内来看，中国此前积累的一些特有问题还有待解决，如产业结构调整、去杠杆、企业改革、发展方式调整等。

今年中央定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一年以来五项改革在艰难中探索前进。“其实五大任务，我看最后一个任务最好完成。”李扬表示，“因为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只要认准了真的是短板，那么投资会趋之若鹜的。但是，其他四项去、降，都是要损害既得利益的，我觉得相对来说难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路突飞猛进进入高增长时代，然而现在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GDP增速从以前百分之十以上一路下行到今年前三季度的6.7%， 5月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总体呈L型走势，未来要用结构性改革打破当前桎梏。对于“L”型，李扬表示，人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误区，总是在＂L＂的位置、长短上瞎琢磨，其实，指出“L”型，只是为了否定“U” 型、“V”型，意在指出经济下行的长期性，大家不要在意“L”型这个说法，应该记住更关键的信息。

“就是产能过剩问题、库存过大问题、杠杆率过高问题、成本过高问题，这些在一个很长时间内还不能够有效的解决。所以“L”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三年两年能够过去的，大家要记住，这个过程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李扬表示，事实上，这也是中央既定的方针，不必追求那么高的GDP，首先要把五大任务、结构改革完成。“以前大家还不太去认真的领会，还未下决心去`适应新常态’，到了今年，大家的看法基本上已经统一了。”

产业政策厘清定义再讨论才有意义中国如今运用产业政策需慎之又慎

日前，北大两位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产业政策辩论，这场辩论由于关乎计划与市场之争、关乎未来政策导向得到人们普遍关注，也引得发改委与国内外一众学者发表看法。对于这个话题，李扬认为，辩论当然有一定意义，但若能将一些基本概念事先厘清，或许意义更大些。

“在这场讨论过程中两人对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李扬表示，“不一样有什么好讨论的呢？学术讨论如果说前提不同，鸡跟鸭讲，这个事情就很无味了。”李扬强调，如果将政府的政策都归于产业政策，将政府的所有作为都向产业政策上靠，那太“泛产业政策”，所以应该理清这个问题。明确好这个前提后再去讨论才意义更大一些。例如，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活动，反危机的活动等，就不宜置于产业政策下来讨论。

第二，对于产业政策的应用，李扬认为，关键要看实施的条件，包括经济发展阶段的条件，以及这个国家的条件。李扬表示，产业政策主要是在后发国家产生并广泛运用的，由于已经有了先发门国家的榜样，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种情况下实施产业政策的合理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面对一个未知世界，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是存在问题的。

“面对未知世界，企业不知道向何处发展，政府也不知道，而且，政府一定不比企业聪明，一定不比市场聪明。此时搞产业政策，十之八九会乱指挥。而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不知道”的阶段，所以这个时候用产业政策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第三个要点是用什么机制去实施产业政策，李扬认为，当政府去确定哪一些应当优先、哪一些应受到限制，具体去制定政策体系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明确用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机制落实。

“那么当然是通过市场机制、通过调动企业的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落实是更有效率的”，李扬表示，“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产业政策已经到了很有问题的程度。比如说今年钢铁和煤炭去产能，这是十分典型的产业政策。当着我们还在“去”的过程中，产能突然又显不足了，价格就暴长了，有关机构重又布置要加产能、增产量了。毋庸讳言，产业政策搞到这样，其实是很失败的。产业政策该怎么判断、谁来判断，然后谁去实施、怎么实施都是问题，这些应该得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