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 陈品） 湖南省平江县，因先后走出过共和国的近百位将军，被冠以“将军县”的美誉。然而，鲜有人知道，这里还是中共隐蔽战线功勋卓著的领导人之一吴克坚的出生地。解放战争期间，吴克坚情报系统深入国民党核心部门，获取众多重要情报却无一人被捕，秘密电台无一被敌特侦破。
吴克坚之子吴兆力在家中接受记者专访
近日《法制晚报》记者专访吴克坚的儿子吴兆力，在吴兆力看来，父亲有着隐蔽战线工作者所必需的严谨细心和冷静沉着。他把情报放在高贵的绸缎里面，包了一层又一层，遇到军警检查，他很从容地把绸缎拿起来，一层一层慢慢地打开给军警看，一脸沉着面不改色，军警最后都不耐烦了便让他走了。
1946年，幼年的吴兆力在街边玩时看到周恩来，小孩子出于本能看见熟人，高兴地叫了几声“周伯伯”，父亲得知后却立刻警惕起来，并让全家马上搬家，一刻都不停。吴兆力回忆说，当时父亲的责骂他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周恩来这样一个人物，他身后不知道跟了多少特务呢，你在街上喊周伯伯，不仅给周伯伯带来危险，我们也有可能因此而暴露，地下工作还怎么做？”
首次送情报就被周恩来纳入中央特科在位于北京慈云寺桥附近的家中，记者与76岁的吴兆力如约相见。
这位身着淡紫色长袖衬衣的清瘦老人，和历史黑白照片中的吴克坚有着相似的脸型，一头花白的短发也如父亲一般剪得清爽。
“父亲个子不高，母亲是浙江宁波人，个子高，我们三兄妹都随母亲。”坐在客厅的白色沙发上，吴兆力向《法制晚报》记者回忆和父亲的往事，银色金属镜框后的双眼炯炯有神。
1941年，吴兆力出生时，父亲吴克坚已经41岁，当时公开的身份是重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同时秘密做情报工作。彼时，正值日本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母亲王清是在防空洞里生下了吴兆力。
吴兆力告诉记者，父亲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危险性非常大，“我出生在重庆，弟弟出生在延安，解放前母亲在上海生了我妹妹，全家一直都跟随在父亲身边，不暴露则已，万一要出现任何问题，那就是全家灭顶的灾难。”吴兆力说，除此之外，在中央特科工作时吴克坚按要求将湖南老家的父母接到上海，以家庭掩护开会的会址和中央领导的同志们的安全。
1936年，吴克坚在法国任我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总经理
据吴兆力讲述，父亲早年出生在湖南平江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爷爷是一位理发匠，父亲十七八岁高小毕业后就在当地的学校当教师谋生。在青年时代，吴克坚受到进步思潮影响，于1924年入党参加革命。
吴克坚27岁时，正值长沙“马日事变”，他抵制右倾投降路线的“交枪”命令，在平江县委处于瘫痪状态的紧急关头保存了一千多人的农民武装，这支队伍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工农武装的一部分。
后来，因武汉的党组织被破坏，吴克坚被迫从武汉到了上海。
“刚开始在上海，父亲在江苏省委先后做工人运动和‘内交’工作，第一次送情报给周恩来的时候29岁，就被周恩来吸纳到中央特科，正式走上隐蔽战线的工作。”吴兆力说。
1936年，吴克坚先是被组织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进修，后又前往巴黎协助吴玉章办《救国时报》，动员宣传华侨同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初回国后吴克坚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吴克坚是当时南方局的6个常委之一，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并开展隐蔽战线方面的工作。“父亲在《新华日报》写了很多重要的社论，这些文章他都拿去给周恩来审阅，经周恩来看过同意发表后，他才发下去排字。”吴兆力说。
彼时，党组织有意派他到纽约办报影响更多的华侨同胞，支援抗日，但抵不住他“宁为战死鬼，不作老华侨”的决绝意愿， 1938年初周恩来电召吴克坚“立即回国，共赴国难”。
成功策反林遵舰队和两航起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据吴兆力介绍，早在1945年的秋天，周恩来、王若飞和李克农与吴克坚谈话，派他到宁、沪、杭敌人心脏地带的上海，负责对敌的隐蔽斗争，直接由中央领导。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是我父亲从事我党隐蔽斗争工作最辉煌的一段经历。”吴兆力回忆道。
据统计，吴克坚组建的情报系统发展和掌握的工作关系约有1500余人，秘密电台多达9部，情报涵盖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华东、香港等地，主要是军事情报，以及政治、经济、敌特宪、策反、各民主党派、营救同志等情报。
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如此危险的隐蔽战线工作环境中，吴克坚系统的情报人员竟无一人被捕，秘密电台也无一部被敌特侦破。
1960年在北京全家合影，后排右为吴兆力本人，左为其弟弟吴兆军，中为妹妹吴兆波
吴克坚组织领导一批胆识兼备的无名英雄，深入到许多敌人要害部门。例如，被誉为按着蒋介石脉搏的我党情报人员沈安娜，在重庆就在蒋介石身边做速记员，她把会议大量的机密情报通过吴克坚在上海的电台发给党中央。
又如，国民党国防部的三厅，负责国民党全部军队的编制、装备、部署、调动、作战计划，是核心机密啊！吴兆力说，“我父亲派去的一名情报人员与三厅厅长郭汝瑰建立了情报关系，这个核心都打进去了，什么国民党的军事机密我们拿不到？我们搞到后都及时发回了中央，有力地配合了‘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和平谈判’‘解放上海’的正面战场作战”。
然而，最具传奇性的故事，莫过于1949年4月，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40多艘军舰和千余名官兵被吴克坚情报系统人员成功策反集体起义的壮举，震惊国内外。
林遵系清朝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1948年初，林遵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节节败退，蒋介石为加强长江防务把第二舰队调进长江，企图阻止解放军的渡江作战。
林遵所领导的第二舰队的起义，被毛泽东盛赞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起义当天的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以后，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的海军纪念日。
此外，彼时已经处于颓败之势的国民党先后将当时的“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和央航（中央航空公司）约50架飞机悉数迁往香港。在了解到“两航”的职工并不愿意随蒋介石去往台湾的消息后，中央派粟裕、吴克坚等人立即开展“两航”起义的工作。
据吴兆力介绍，在党中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李克农、吴克坚通过层层关系，联系上了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最终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1949年11月9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两航”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其中12架飞机直接从香港飞回了北京，这对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都是沉重的一击，也为日后中国民航的创立打下基础。
还有，吴克坚情报系统还成功策反了国民党最大的军舰“重庆号”起义（可惜被国民党飞机炸沉了），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策反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起义等。
隐蔽工作养成谨慎性格谨慎、细致，是吴兆力对父亲行事风格的印象。
幼年的吴兆力，跟随父母居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的石库门弄堂。房间位于弄堂的最深处，两层小楼下面是客厅，楼上是卧室，楼梯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亭子间外面是一个阳台，可以翻过去到另一个石库门弄堂，如果发生危险，也便于脱身。
“父亲那时候掩护的身份是商人，住得相对好一点，过年的时候家人还在那里做湖南的熏肉，”吴兆力说，“而且因为我们的房子在石库门最里面，可以提前获悉敌人进来的情况，方便观察外面。”
吴兆力告诉法晚记者，弄堂周围居住的都是上海普通居民，为了掩护身份，借着当时国民党政权在上海推行的“保甲制度”，吴克坚还担任了一个最基层的保甲长。
“相当于是国民党最基层的一个职位，一般百姓都不愿意做这个差事，我父亲当然没有拒绝，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吴克坚对周围环境谨慎到什么程度？吴兆力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为抗议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愤然离开南京到上海。当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住在上海淮海中路的石库门里，周恩来在回延安之前去看望了一下许广平，刚到上海的吴克坚一家都挤在王清姐姐家住，和许广平是邻居，正赶上幼年的吴兆力在弄堂里玩，小孩子出于本能看见熟人，高兴地叫了一声“周伯伯”。周恩来看见吴兆力也警觉起来，本想走开，但对身后隐藏的危险一无所知的吴兆力还在身后喊“周伯伯”。周恩来只得过来摸了摸吴兆力的头，一句话也没说就匆匆走了。
回家后，吴兆力将遇到“周伯伯”一事告知父亲，谁知，吴克坚立刻警觉起来，并带领全家第二天就搬了家，一刻都不停。
解放后父亲提起此事说，“周恩来这样一个人物，他身后不知道跟了多少特务呢，你在弄堂里喊周伯伯，不但有可能给周伯伯带来危险，我们也有可能因此而暴露，地下工作还怎么做？”
情报藏绸缎里避开军警耳目吴克坚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上海、重庆、武汉从事过隐蔽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地下工作经验，培养了他谨慎、勇敢的性格。
他的情报系统使用的电台分布在各个险要地点，其中有好几部电台设置在上海北四川路和塘沽路等地。塘沽路的那个电台在楼下开了一个汽车修理行，楼上就是电台，而电台的对面就是国民党的警察局，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的胆子那么大，地下电台竟然就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解方战争到了后期，当时国民党的侦听设备先进、密探林立，从打入到敌特机关的情报人员传出消息，敌人已逐渐了解了我父母的情况：夫妻两个人，男的个子比较矮，湖南口音，女的个子比较高，江浙口音，时常到几个公园和别人碰头。”
直到多年后，吴克坚有一次在跟儿子聊天时，回忆起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经历，他透底：“如果上海再晚解放三个月，我和你妈就会暴露，你们三兄妹就要做流浪儿了。”
彼时，上海的形势复杂，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往事，吴兆力说，是自己差点在战乱中被遗忘。
“我那时候在上海的南洋模范读小学，解放军已经打进来了，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撤退，我父亲忙着把情报交给三野的粟裕司令员，又要去营救一批关在监狱里的同志，非常忙，”吴兆力回忆道，“当时小学里很乱，听得到远处的枪炮声，我周围的同学大多被父母接走了，我还留在学校里，父母顾不上来接我，周围几乎没人，到了傍晚，我当时特别害怕。”
这次经历给童年的吴兆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被接走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也记不清到底是父亲还是母亲来接的我，可能因为当时只顾着害怕了。”吴兆力说。
在吴兆力看来，像父亲那样的情报人员不光要心细，更要胆大从容。
“我父亲送情报有个习惯，特别重要的情报会亲自送。他买来高贵的绸缎，把情报放在最里面，包了一层又一层，看起来像一个高档的礼物。”
吴兆力接着说，“有一次碰到军警要查，他坐在汽车里，下了车后，很从容地把绸缎拿起来，一层一层慢慢地打开给军警看，一脸沉着面不改色，军警最后都不耐烦了便让他走了。”
“文革”中蒙冤入狱长达7年之久1955年，吴克坚携全家五口人从上海搬到北京，住在厂桥附近的一处四合院。他爱唱戏，自己也学京戏，还买了唱片跟着学；由于年轻时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过，解放以后他继续学俄文，还和一个苏联人一起翻译一本俄语《科学与迷信》的科普读物。
大跃进时期，他对当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浮夸、冒进之风”发表反对意见，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文革”中，吴克坚更被康生、江青诬陷为“叛徒、特嫌”，被关在地痞流氓、杀人犯所在的监狱里，还不时挨打，造反派准备要把他拉出去批斗。
“周恩来、康生和江青在接见江西造反派的时候，周总理对造反派说，‘吴克坚的问题你们根本不了解，送到北京去审查’，于是派了一架军用飞机接到北京秦城监狱’，实际上是暗中保护了父亲。”
7年零三个月，是吴克坚在秦城监狱度过的岁月，吴兆力用“行将就木”描述父亲那时的状态，“他在监狱里前列腺出了问题，尿不出来，送到木樨地的公安医院才捡回一条命。”
“当时我父亲的问题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到了‘文革’后期，我们给总理打报告，批准之后，可以去看望父亲，去了几次。”
吴兆力说，多亏当时周恩来总理坚持“吴克坚三十年代我清楚！”，后经毛主席在总理送来的报告名单上圈点，父亲这才得以出狱。
谈起母亲，吴兆力说，解放战争时，母亲是父亲的助手，父母感情非常好，没看到过他们吵架，母亲是非常老实的一个人，而母亲的哥哥，也就是吴兆力的舅舅姚松柏，还曾与陈云同志年轻时在上海开明书店一同站过柜台。
1940年，吴克坚（右一）与董必武（左二）、叶剑英（左三）等在重庆
家中落难时，除了父母受到影响，当时正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留校当助教的吴兆力也因为“和父母划不清界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无论大会小会都需要被批判做检讨。
“父母那代人的信念很强，即使我父亲受到这么大的冤屈，但是信念没有改变，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我父亲还告诉我们‘我的问题党是了解的，中央是了解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吴兆力告诉法晚记者。
“文革”结束后，很多和吴克坚曾在隐蔽战线共同战斗过，但被误解、履历不清的人都来找吴克坚，希望为他们写证明材料，“只要是实事求是的，为革命工作做过贡献的，我父亲都不会拒绝，落款都会写上，证明人：吴克坚。”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克坚的冤假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党对他在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卓越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是我党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卓越的无名英雄，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生活中是慈父 亲自送孩子上学吴兆力在大学学的是无线电工程专业，他说，那时候很多革命后代为了建设祖国都选择学理工。退休之前，吴兆力是电子工业部通讯司副司长，他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讯卫星“331工程”的工作。
吴兆力告诉记者，因为父亲所从事的工作的特殊性，在家里从来没听过父亲谈论与工作有关的任何事情。
在上海时，父亲在军政委员会大楼上班，他只有在周五的时候能进去吃顿饭，而且从来都不让进父亲的办公室，“所以，我和弟弟妹妹到现在也不知道父亲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对于他从事的工作也是很晚之后才知晓一点。”吴兆力说。
虽然父亲工作中非常严肃，但是生活中的吴克坚还是一个慈父。吴兆力读中学的时候，父亲经常询问他的学习，还会主动找老师了解情况。“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被送到上海保育院生活，当时是父亲亲自把我送去的。我知道他工作一向非常忙，所以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不是母亲送呢？”吴兆力笑着告诉法晚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