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维持生计的手段可能会影响社会大众的思考方式
“拥有财富容易让哲学家保持独立”
在出版于1965年的历史著作《理念人》(Men of Ideas)中，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来到这个世界。
巴黎的沙龙和伦敦的咖啡馆为自由思想家提供了讨论和会晤的场所，日益扩大的读者群体开始为少数思想家提供舒适的生活，使他们不必依赖庇护人或皇室的恩惠。
19世纪的巴黎咖啡馆
英国诗人、辩论家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成为最早通过销售图书来维持自己体面生活的人，1720年，他用翻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的收入，在伦敦郊外的泰晤士河畔建造了一座别墅，他这样写道：
“
多亏了荷马，我平生以来，生活再不必仰仗王公贵族。
在18世纪20年代流亡伦敦期间，法国剧作家、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曾经与蒲柏在这座别墅里用餐。
伏尔泰的生活更为惬意，他在日内瓦郊外购置并修编了富丽堂皇的城堡，成为附近村庄的实际统治者，资金来自他写的剧本、小册子、图书和一些精明的投资。他写信给一位年轻的友人说：
“
拥有财富容易让哲学家保持独立。他更有勇气讲真话，他遇到的危险更少。
这种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写作甚至思想内容，进而影响了普罗大众的思考方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经济状况变化的产物，我认为知识分子运动往往会有这样的结果。
过去如何谋生？
在19世纪，图书销量不断上涨，少数杂志开始向作家支付可观的稿费，对于那些能够娱乐大众的作家来说，巡回演讲提供了另一种谋生手段。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斥责演说是“四处行骗的营生”，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他本人到美国做了两次长期巡回演讲，为他带来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65万美元。
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能指望这样的巨额财富，当然，许多人也有日常的工作。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
不过在19世纪，知识分子能够找到的本职工作通常让他们仍有大把时间投身业余爱好。科塞这样写道：
“
19世纪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可利用的闲暇时间远远多于20世纪。
当我们读到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或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印度事务部工作多年，或是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和他的朋友西德尼·奥利维耶(Sidney Olivier)在殖民部供职时，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政府机构并不像现代的官僚体系那样，对他们的职员提出严格的要求。
另一个办法是保持低生活成本，这导致20世纪初来自各地的美国知识分子搬到曼哈顿下城居住：
他们为什么来到格林威治村？
首先，因为当地的生活花费不多。繁忙的交通不可能蔓延到这个地区纵横交错的多条街道，因此，随着纽约向北部扩展，这个曾经时髦的居民区堕落成了平民窟。
那么在1910年左右，格林威治村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么低廉？
每个月花30美元，就可以在一栋老房子里租下整层楼，房间很宽敞，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巨大的壁炉。
这相当于现在的大约775美元，不过没什么意义，如今这笔钱远远不够租下格林威治村面积最小的房子。
格林威治村如今的房价情况
现在有能力搬到这个社区的知识分子，恐怕只有享受住房补贴的纽约大学教授，和那些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创意变现的企业家。
独立又关联的新身份
随着规模扩大，财力雄厚的大学用稳定的工作、教师退休金账户甚至是曼哈顿公寓来吸引思想家，“学术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知识分子生活的重大趋势。
科塞在《理念人》中提到了这个发展势头，1987年，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用整整一本书来哀叹这个现象，虽然不久以后其他人宣称是华盛顿智库抢走了大学的风头。
在《创意产业》(The Ideas Industry)一书中，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 用巧妙而有趣的方式重新审视了美国知识分子，正是这本书启发我到图书馆借阅了科塞和雅各比的著作。
德雷兹纳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大学和华盛顿智库的情况，不过他把创意企业家称为当今正在崛起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两种独立而经常关联的形态出现：营利性智库的成员或是“思想领袖”。
智库成员
正如德雷兹纳说的那样，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或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等营利性智库的优点和缺点似乎简单明了。
相比大学或智库学者，他们可以快速地探索新领域，能够取得很好的表现，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有时候很难摆脱营销重点的影响。
思想领袖
至于思想领袖，德雷兹纳把他们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说法由雅各比所推广）的对立面。思想领袖应该是：造诣深厚、训练有素的专家，能够就广泛的公共问题发表评论。
正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说的那样，公共知识分子是“贩卖思想的二手商人”。
另一方面，思想领袖是“知识传道者”。像最成功的传道者一样，最成功的思想领袖必须愿意经年累月、翻来覆去地宣传同一套思想的不同说法。
由此产生的预测力吸引人们充当电视节目嘉宾和会议主旨演讲者，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想拥有亚历山大·蒲柏那样的财富，赚取演讲费用或许是最直截了当的途径。
“直接去www.批判性思维.com的网站上搜索答案吧！”
不过正如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专家政治判断》(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中描述的那样，那些兜售简单大胆思想的人往往在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方面表现很糟糕。
现在还不是世界末日。
正如德雷茨纳在他的书中所说，如今创造思想的基础架构还是有很多值得欣赏和称道的地方。
但是，如果知识分子维持生计的手段真的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思考方式，那么我担心思想领袖的崛起可能会让我们所有人缺乏深入的思考。
（本文内容不代表彭博编辑委员会、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商业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编辑：林一丹、王倩
翻译：孟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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