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降，如果说有哪些知识人被谈及最多，鲁迅和胡适肯定会在其中吧。关于他们的文章/书籍很多，两者对比的也不少，但往往都是厚此薄彼，互相不对付。即使是主页菌的朋友里，随便也能找出不少。猜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可能分分钟都能吵起来。
偶然看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老师这篇讨论鲁迅和胡适的演讲文章，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客观而清晰地从时代背景以及两人不同的学术背景、思想进路来分析、比较两位的殊同，并将两者平等看待，看后很受启发，分享给各位。
鲁迅为什么远离胡适？
文 |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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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面对鲁迅、胡适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
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将之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有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大陆是很热的人物。可惜两人的遗产被划在不同营垒里，左派视鲁夫子为精神的先驱，自由主义则认为他们在沿着胡适之路寻找未来。这其实是单值思维之见。鲁迅与胡适的关系，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可怕。细细分析，他们确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们的相似处，才知道他们分道扬镳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与胡适的许多观点惊人地相似。比如对白话文的态度，对儒学的理解，对人道主义艺术的思考，都有逻辑的相似性。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呐喊》《彷徨》，都是开创新风之作，且白话文的使用都颇为自如，与旧的士大夫的遗产颇为隔膜了。在他们之后，文学与学术，都与晚清学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陈腐的东西，融入了西洋的鲜活的思想。此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行着。就贡献而言，他们都是彪炳史册的人物。
鲁迅和胡适
鲁迅留学日本，读了尼采之书，且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人影响，思想有两种对立的元素并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学的理念。这些是讲究确切性、绝对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这个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使他的认识论带有了非确切性、反本质主义的色调。
这主要反映在文学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新文化运动初期，在与保守群落论战的时候，鲁迅与胡适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绝对化的话语方式。进化论、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种本质主义思想的外化。新文学的建立，没有这样的意识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胡适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性模型，颇为完整，也最有特色。说他是领军人物，确实实至名归。
鲁迅（后排左）在仙台医科学校留学期间和朋友的黑白照合影。照片中鲁迅的胡子为房东之后用墨添上。
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差异可能只在审美的层面上。后来的情况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鲁迅与胡适渐行渐远，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无意中改变了历史的地图。
众所周知，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章门弟子，多有狂士之风。在学问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则延续了清人的朴学传统。就是说，在学理上求精求深之余，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迹。章太炎写文章，词语不同于常人，陌生化的表达里蕴含着反流行的思想。他们多为文章家。文章家，旧式的以桐城派为主，把思维变窄了。
章太炎
章门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险境，不想在旧路徘徊。或者说，文章之道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重复以往的滥调。在审美上，喜欢李贺、李商隐一类的人物。可是胡适中规中矩，他虽然也远离桐城旧气，但在气韵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陈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门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为缺少味道。而学术又不同佛学、禅宗等等，私下有些讥语。门户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远，我们且不说它。
看鲁迅和胡适在《新青年》《语丝》上发表的文章，格局与气象之别是明显的。一个不太正经，一个过于正经。《狂人日记》把时空颠倒成混沌无序之所，灰暗的背景里流出的却是最本真的东西。而胡适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传》，系正面的透视，理性清晰得似线条，繁而不乱。前者像天外来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后者则是儒者之声，乃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者的独白。
《新青年》杂志
胡适作品背后有自己的启蒙理念。作为一个文化的审视者，他对审视者自身是不太怀疑的，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人间的方向感。但鲁迅以为，自己是一个黑暗里的人，还没有看见未来之路。即便后来同情苏联，迷惘的意识照例挥之不去。就是说，对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个时期的学者、作家，认为他们没有清算自己的污浊的精神余绪，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问题遮掩了。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多有这样的问题，鲁迅将那些人的绅士气与士大夫气的东西是同样对待的。
《新青年》同人对彼此的审美差异还是能够理解、包容的。但他们后来的分歧与政治因素的出现有关。鲁迅疏远胡适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远离利害，那结果是不与权力者合作。
后者则认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论道殊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帮助政府做事，所谓“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这样来的。鲁迅讥笑胡适与政府的暧昧关系，自有其道理。但社会进化也少不了胡适这类人。好在胡适还能进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只是择术不同罢了。
胡适和蒋介石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仅有西方的标准，清代乾嘉学派的套路也有。许多人以现代孔夫子来喻之，多少有一点道理。我们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国最为核心的东西。鲁迅面对己身则有拷问的意味，不断审视内心，并渴望旧我的消失。他认为自己有两种东西是不好的：一是旧文人气，士大夫的遗风残存在躯体里。这弊端在于留恋某些自我的东西，易出现以我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黑暗的体验无法排除。
他很想消除这些痼疾，却不得其法，于是有大的悲凉袭来，有挥之不去的苦楚。所以，与其说他面对的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在直视自己的问题。胡适没有这种自虐式的审视，心绪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复。鲁迅对己严，无意中对人易见苛刻，他对胡适不改其道的怡然自乐，有误读也有中肯的评价。怡然自乐，就可能自恋，因此鲁迅对于胡适记日记的卖弄、做学术领袖的专心致志都不以为然。
胡适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乃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未尝不是如此。但鲁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历险，希望在不规则之旅中抵达精神的高地。这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恺郭尔相遇了。这个存在哲学的话题，胡适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不感兴趣。在作家中，胡适喜欢白居易、易卜生、托尔斯泰，因为这些人是确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个能够掌控的图式里。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之相反，鲁迅认为人的精神有无限种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与精神隐含，恰恰可能左右这个世界。隐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逻辑的思维捕捉，否则将擦肩而过。鲁迅善于以不正经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别人，胡适自然也成了其笔下的对象。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鲁迅思想靠近苏俄，胡适则一直在美国文明中游动。前者在俄苏文化里浸泡，观点自然偏左。后者以美国为师，避免社会暴力冲动，无法与鲁迅为伍则是自然之事。20世纪30年代后，左翼的旗手乃鲁迅，自由主义的代表是胡适。他们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实也暗示着这样一种可能：中国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后来的历史显示，20世纪大多时段，中国在模仿苏俄的路；而80年代后，美国的元素增多。现在的中国，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纽约的色彩和好莱坞的声音。而学术上，美国大学的精神基本把俄国大学理念替代了。
俄罗斯文学是宗教深处流出的声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飘忽不定里，有坚韧的东西。那些最美的诗文差不多都是在嘈杂、血色里喷射出来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俄国某些地方很像，压抑、单调、毁灭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间者，方有亮光的闪动。鲁迅是这样的穿越者，自己遍体鳞伤，样子是斗士型的，不免有地狱里的鬼气。
胡适乃美国现代实验主义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图里，规划前行的路。他在对西方思想的译介过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宁与朴素，是一个远远观照病态社会的清醒的审视者。他拒绝血腥、呐喊，把美国制度作为楷模，以理性之思处理文化难题与社会难题，这在那时候的中国不是能够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来之难也可想而知。
胡适和杜威
在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学术界自由思想者的许多研究理路是从美国来的，而自由精神浓厚的作家喜欢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这可以证明历史母题的延续性。在摄取域外文化的历程里，俄国的魅力不减。他们的忧伤、绝望而带着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点燃困苦里挣扎的人们。
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是不能够以美国的理性之尺简单测量的。乱世与嘈杂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验便更为有效。我们在当代阎连科、余华的小说里，感受到的一个事实是，在思想上欣赏美国式民主的两位作家，他们的表达却难以摆脱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纠缠，往往在俄罗斯的忧患无序的时空中思考。同时，他们也成了鲁迅思想的继承者。
我觉得胡适与鲁迅系文化生态的两翼，有点像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差异。胡适与托尔斯泰都在可视层面操作自己的选择，朗然于尘世之间，显示圣洁之思。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与存在的残酷审判者，在幽暗和污浊里荡起涟漪，以非确切性与相对性系着可怜的人间世。当然，两国的作家是没有可比性，胡适自然也无托尔斯泰的伟岸与宏大，鲁迅亦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无调式的跳跃和惊世的咏叹。但他们都丰富了文学与文明之路。我们现在谈现代文化的流脉，是不能把他们割裂开来的。
鲁迅
民国的文化生态其实很脆弱，民间的声音不大，台阁间的文化积累又多不足。鲁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学，弄翻译，做出版，搞创作，在缝隙里觅出路来。胡适从大学的顶层设计做起，把影响辐射到政府和知识阶层。在野，就需非正经的文章，思想在权力者之外，任意而谈，无所顾忌。
胡适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顾及江山社稷之业，遂以民间身份参政议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间的价值。但因为不得不与蒋介石应酬，思路就难免有非民间的因素，闻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虽保持立场不变，但方式就与传统文人有了重叠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鲁迅的讽刺是必然的。鲁迅在破中立，胡适在立中破。鲁迅悲苦，峻急里有寒光闪闪；胡适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温和地告别旧路。
前者选择的结果是革命，而后者的归宿乃改良、劝善。革命要大的磨难，历辛苦，受摧残，得烦恼；改良则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这都是大难之事。做不到这两点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钱玄同、刘半农只能在象牙塔里无声地叹息。不过鲁迅所理解的革命与胡适不同，非斯大林主义者也。而胡适的改良被鲁迅视为奴性之举，其实也未必搔到痒处。
他们的不同，自己不能说清，我们这些后人要在理解的同时，替他们找到内在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鲁迅与胡适，在危难的时代，各自担当起民族重任，实乃良知的两种表现。我们现在纪念五四的前辈，对此不能不重新审视，将之看成现代文化的一种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带是宁静者的时候居多，而边缘之所则有撕裂式的痉挛，有久久的回音。
现代文化如果没有这两类人，我们的文学与学术将多么单调。
胡适
当代研究鲁迅、胡适的人，彼此不太接触，隔膜的地方导致了双方的对立。其实，把他们割裂起来，就简化了存在的丰富性。五四那代人，他们焦虑地去思考解决着人的解放的问题，肯于牺牲自我。他们既整理国故，又译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遗风中拓出新地，终于让现代性的艺术破土而出，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问题在于那路途如何去走。鲁迅选择了战士的路，胡适则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基础上，做政府的诤友。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很难，都要做常人难忍之事。鲁迅冒风险而解救他人于苦海，自己则孤苦无援。胡适以学问的姿态和良知的表达，规劝蒋氏王朝改邪归正，自己则成了不受欢迎的异己者。
他们的气量与胸怀，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们的人，不学其人生境界，囿于恩怨、仇爱，与两位先贤比，我们的许多学者，境界不如他们不说，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没有他们的广博与深邃。
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面对鲁迅与胡适，应得其文学、学术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经引用高远东的话说，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诊病者的话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听。百姓要生存，寻常米饭更是须臾不能离开。可惜，在战乱的时代，这两种人对话的可能性被战火、死亡所阻，鲁迅、胡适的传统成了对立的存在。我们这些后人，今天瞭望他们，尘雾已经消散，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的整体性的时代精神版图。
这成了我们民族记忆紧密相关的遗存。许多年前我说过，在我们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应有湖泊。有大漠惊沙，亦要有无际的绿洲。这些都是生态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这样看，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自然，他们的遗产也有诸多暗点和瑕疵，我们可能会挑出无数遗憾的所在。可是总体而言，这两位思想者与先驱者，为我们奠定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许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们的文本里。我们现在考虑中国问题，有时就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点上去，面对鲁迅、胡适所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荣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们陪伴，我们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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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国人物与文学研究。
（本文系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鲁迅、胡适高端对话”上的讲演，现收录于《语之可03：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现代出版社，2017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