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乔·赖特指导，2005 年上映的电影《傲慢
与偏见》海报
文│徐蕴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 · 玖》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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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它历久弥新、经久不衰，曾多次被翻拍成电影，尤以2005版为经典，影响也最为深远。这部电影忠实于小说，保持了小说的原汁原味，并与小说相辅相成，是小说到电影的完美转型，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小说对当时历史现实完美反映的基础之上的。原著作者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年）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所关注的焦点则是婚姻，通过婚姻问题的描写展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生活画面。
电影围绕班纳特家的四个女儿的婚姻大事展开，以富家子弟达西与班纳特家的二女儿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述了伊丽莎白与达西、简与宾利、夏洛特与柯林斯、莉迪亚和韦翰这四对青年男女的婚姻。通过电影，观者可以了解到18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绅士阶层结构的变化、女性意识的觉醒、上层和中层不同阶层之间的婚姻形态，以及简·奥斯丁塑造的超越不同阶层的对立的爱情，消除傲慢，消除偏见，达到完美婚姻的理想境界。
故事展开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余波未息的年代，英国参加了第六次反法同盟，与法国的交战已经持续了22年，英国社会深受其影响。当时就有预测说拿破仑即将入侵英国东南沿海（原著作者简·奥斯丁居住地），整个英国有25万男性在正规军中服役，对拿破仑的入侵严阵以待。1793年奥斯丁的兄弟亨利也加入了牛津民兵，由此在影片中呈现的包括韦翰在内的，头戴三角帽、身着红色制服的大批“红衫军”队伍出现在城镇街头。（泛指18世纪的英国民兵军队），也是对此次战争影响的写实反映。
电影《傲慢与偏见》中，街头的“红衫军”队伍
同时，故事也反映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正处在封建农本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当时工业革命虽已发生，但工业革新对整体社会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当时英国国内的阶级还保有浓厚的封建制度遗风，社会构成中，除了“传统”的社会最上层的王公贵族外，则是拥有广大土地但没有贵族头衔的地主阶层，男主角达西就是这个阶层中的精英，再则是一些收入来源不同的中产阶级，他们既可能是拥有小规模土地的地主（例如班纳特家），也可能是小有成就而在地方有一定名望的士绅（如夏洛特家），也可能是牧师或有专业技术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底层是佃农或奴仆。在小说中，19世纪初英国的阶级流动还不明显，不过工业革命将最终使中产阶级取代贵族名门，成为主要的社会势力。
绅士阶层的变化
英国贵族自公元5世纪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至今，期间虽几度沉浮，但贵族阶层却从未中断且屡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7-18世纪，英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贵族放弃原先享有的经济特权，承认新兴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由此出现了所谓的“绅士”阶层。
17世纪英国的绅士形象
“绅士”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一般是指出身高贵、拥有田产、风姿优雅、富有教养的男性。几个世纪以来，“绅士”一词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绅士”的称谓，欧洲社会古已有之。早在希腊时期，人们就把那些长相俊美而又出生高贵的贵族称为绅士；罗马时期，绅士是威严与富有责任心的贵族阶层的代称。英国绅士源于希腊罗马时期的传统，但又在其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模式，并最终使其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象征。绅士的英文单词“gentleman”由法语词“gentilhomme”派生而来，12-13世纪出现在英语中；14世纪初，除了有1500人左右被称为显贵外，其余的贵族都被称为绅士；15世纪开始，英国贵族阶层的垂直流动性加强，平民阶层通过努力也可以跻身贵族，绅士一方面仍指国王、公、侯、伯、子、男等传统贵族，另一方面，它也是底层贵族的普遍称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到18世纪，尤其是工业革命后，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绅士阶层的结构也逐渐宽泛，新兴的工业阶级和商人也有机会跻身社会上层，成为绅士。从广义上讲，有着较好的家族、社会地位和言谈举止，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称作绅士。尽管绅士与贵族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不一定有正式的头衔，但在历史上，它总是与联姻、大地产联系在一起的。
奥斯丁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绅士化”的兴盛期。所谓“绅士化”， 即中产阶级的绅士贵族化，有钱的中产阶级通过和贵族联姻来实现其绅士化，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老达西先生就是如此，这一点我们从原著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话中可以看出：
“我女儿和我外甥是天生的一对。他们的母亲出身于同一贵族世家。他们的父亲家虽然没有爵位，可都是很有地位的名门世家。他们两家都有巨额资产。”
“没有爵位”、“有巨额资产”，暗示了德布尔先生和老达西先生在与贵族世家联姻之前的中产阶级出身。在英国，也有通过购买地产来成为绅士的，对土地资源的占有是构成贵族身份的最主要的因素和条件。所以一大部分英国贵族选择在乡村购置土地，积累更多的不动资产，一座豪华的庄园不仅是安居府邸和活动的场所，更是身份的标志、地位的象征和家庭实力的展示。影片中的宾利和达西都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化城市，他们继承了家庭的财产，又到乡下来置地，扩充自身的不动产资本。
19世纪英国的庄园
达西家族在达西先生的父亲这一辈通过与贵族联姻已经成功跻身“绅士”阶层，顺利实现了“绅士化”。达西先生则通过“长子继承权”获得了大片地产，也获得了“绅士”的身份。
“绅士化”的必然结果是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转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对工商业的冷淡乃至轻视。影片中的达西就是如此，这个从工业化中获利的新贵子弟是瞧不起工商阶级的：一方面，他将伊丽莎白经商的舅舅称作“低贱亲戚”，另一方面，他因不屑于工商业谋财之道，而打算在乡下购置房产，以保证直接的地产收入。在《傲慢与偏见》中，拥有彭伯利庄园等田地产业的绅士达西先生主要的收入就来自于田庄和地产。继承了父辈巨额财产的“准绅士”宾利也已丧失了工业时代父辈的那种积极进取精神，没有急于扩充自己的财产，而是尽情地享受着已有的贵族生活：
他已经有了一幢好房子，还有一座庄园供他打猎，了解他性情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说不定以后就在内瑟菲尔德度过一生。购置房地产的事留给下一代去操办。
影片《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的彭伯利庄园
有“一幢好房子”，“一座庄园”用来打猎，这既是宾利先生的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整个英国绅士阶层的普遍心理：作为当地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当地娱乐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他们安于现实享受，迷恋于打猎及乡村舞会等富有田园诗式浪漫气息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悠闲自得的田园生活使他们意志消磨、不思进取。如果说他们一生有什么事业，那就是在乡下购置一块地产，娶一位高雅的太太，靠利息或地租无忧无虑地生活。
长子继承制与传统女性的婚姻
英国传统贵族制度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长子继承制”。从12世纪开始，贵族继承制度的设计和相关法规的制定，一改原先贵族众多子女可共同继承财产的习俗，对土地、爵位等产权严格按照法律实行长子继承制，女性继承者完全被排除在外。因此，贵族继承人的婚姻往往事关重大，而门第和财产成了绅士阶层们的婚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个制度在《傲慢与偏见》中有所体现：一开始达西阻止宾利和简婚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女方家“门楣低贱”。随后他的姨妈德布尔夫人与伊丽莎白的争吵，也可以概括为门第之争。
女主人公简与她的家人，班内特家族只是中产阶级，拥有一些小地产，在德布尔夫人夫人眼里，这样家庭无疑是低微的。
“让我把话说明白，你不知天高地厚，妄想高攀这门亲事，那是绝不会得逞的。……那小两口就要成亲，却冒出了个出身卑贱、门户低微、跟他非亲非眷的小妮子从中作梗！……你这个小妮子，一无门第，二无贵亲，三无财产……”
在奥斯丁时代，即使是绅士的女儿，也要依附于婚姻。出于门第考虑，她们一般会在同阶层寻找可以继承家族财产的长子，但长子有限，所以她们的婚事要么被推延，要么根本就嫁不出去，如影片中27岁尚未出嫁的夏洛特便是如此。据记载，奥斯丁时代的“老处女”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同样出于“长子继承制”的原因，非长子们由于不能继承财产，只能自谋生路，而同有钱的女人结婚，这样可以使他们省去自己拼搏的艰辛。所以，金钱成为绅士们在婚姻中重点考虑的又一重大因素。有两万英镑嫁妆的宾利小姐一贯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她紧紧盯住年收入达一万英镑的达西，还极力阻止哥哥与简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这样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由此可见，金钱的数目对婚姻关系影响十分巨大。
为了能够嫁出去，这些绅士的女儿不得不增强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以提高自己的吸引力。“一个妇女必须具备这一切——精通音乐、唱歌、绘画、舞蹈以及现代语言。除此之外，她的仪表步态、嗓音语调、谈吐表情都必须具备一种特质。”除了这一切之外，“她还应该有点真才实学，多读些书，增长聪明才智”。事实上，尽管当时的妇女仍不能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教育，绅士阶层的女子往往也会通过进入初级学校读书，或聘请家庭教师来完善她们的学识和教养。自视甚高的宾利小姐在城里一家一流私立学校受过教育，体弱多病的德布尔小姐的教育则是通过家庭教师来实现的。对她们来说，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后能成为高雅的太太，以抬高自己在婚姻角逐中的筹码，而不是成为有一技之长的自食其力者。“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一样，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于男人。”在择偶标准、择偶目的、择偶自主权的行为标准上，女性多半处于不完全自主、甚至是完全被动的地位。
维多利亚时期读书的淑女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女孩子通常在16岁时步入伦敦社交会，这标志着其身份从女孩过渡到成年人，可以嫁人了。她们有至多三次这样的社交机会去追求美满的婚姻。例如伊莉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第一次相遇就在宾利先生初到赫特福德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并以此为契机，展开了情缘。但在当时的英国，流传着一句众所周知的古老格言: 没有妻子的许可，丈夫难以致富。大量的证据表明，下层阶级的妻子们管理着家庭经济，掌握全家的收入与开支。这也不难理解贝内特太太为什么会基本上操持着家务，而贝内特先生则以一副懒散的样子示人了。因此，在18—19世纪，中下层家庭妻子的经济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当时两性地位的变化。
劳作中的下层阶级女性
传统女性之所以在社会中处于附属地位，与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有关。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分工、家庭手工业向家庭以外的工厂劳动或其他工资劳动的转换，引起了妇女就业的短期衰退。至18世纪晚期，男性起支配作用的状况确立，妇女地位、收入能力和独立性则更为降低，妇女不再为生活必需品外出挣工资，被无形地束缚在家庭里，就如影片中，班纳特先生的妻子以及几个女儿只需要在家中做些手工活，并不需要外出做工养家。
通过对影片的分析不难看出，奥斯丁生活的“绅士化”时期，不管是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转变，还是绅士婚姻中对门第、财产、学识等因素的重视，都充分说明了女性在绅士文化中的弱势地位。
女性意识的觉醒
18 世纪末期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男性一直处于中心和主宰地位的社会关系渐显微弱。相对，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觉醒意识开始萌发，某种程度上的女性自主权也开始出现。1792年英国女作家兼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一书，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就业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待遇，并驳斥了女人是男人玩物的观点，于是，西方女权运动开始萌芽。
《为女性辩护》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在影片中，女主人公伊莉莎白有独到的主见，并且睿智和理性。正是因为她不同于一般妇女的见识和智慧，才有了对达西先生的“偏见”，也正由于这种“偏见”，才使得被美化的达西逐渐改掉他的“傲慢”。这就是对伊莉莎白的认可，更是对女性独立性格的认同。奥斯丁在伊莉莎白身上寄托了自身的女性人格理想和崭新的妇女观念。由这个作品延伸开去，又可以看出影片及奥斯丁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就是女性必须通过自尊、自立、自省才有希望，女性的尊严绝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行动和自省中获得的。
柯林斯是班纳特先生的表侄，也是班纳特的限定财产继承人。这个人看上去有些笨拙可笑、缺少男子汉气概，但又很自负而且特别工于心机、善于逢迎，因而得到了贵妇人凯瑟琳·德布夫人的赏识，得到了教区牧师的肥缺。本来他想凭借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施恩于伊丽莎白，他认为他有优越的财产、社会地位，他的求婚肯定会成功，于是他向伊丽莎白求婚并给出了结婚的理由：
“第一，我认为凡是像我这样生活宽裕的牧师，理当给全教区树立一个婚姻的好榜样；其次，我深信结婚会大大地促进我的幸福；第三，我三生有幸，能够等候上这样高贵的一个女施主，她特别劝告我结婚，特别赞成我结婚。”
万万没想到，伊丽莎白没有看上他，拒绝了他：
“你不能使我幸福，而且我，相信我也绝对不能使你幸福。唔，要是你的朋友凯瑟琳夫人认识我的话，我相信她一定会发觉，我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配做你的太太……这自己的事自己会有主张，只要你相信我所说的话，就是赏我的脸了。我祝你幸福豪富。我所以放纵你的求婚，也就是为了免得你发生什么意外。而你呢，既然向我提出了求婚，那么，你对于我家里的事情，也就不必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牧师柯林斯打算向伊丽莎白求婚的场景
伊丽莎白展现出的女性的机智、勇气和人格魅力，体现了那个时代追求人格独立、具有反抗精神、和男性有着一样发达的智力和理性的新型妇女形象。
从原著及电影中，可以看出简·奥斯丁对男权主义抱有批判的态度。班纳特先生作为父亲，并不缺乏学识，虽才智过人却玩世不恭，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作为丈夫，他听任妻子的喜怒无常和浅薄无知；在女儿莉迪亚与韦翰私奔时父亲表现出了不以为然。实际上，简·奥斯丁已经将他完全冷落于父权的形象之外，表现出了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父权制的强烈不满和极大的讽刺。
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使女性自身的地位得以提高，也对男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矫正，为今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社会及自身的局限性，妇女仍处在附属于男性的地位，不但在经济、政治上无法自主，而且在自身择偶、婚姻的缔结方面受到限制。
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婚姻观
影片《傲慢与偏见》既展现了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生活在英国乡村中的年轻男女们的婚姻爱情故事，也阐释了原著作者本人对待婚姻的立场。按照简·奥斯丁的观点，不幸的婚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像夏洛特和柯林斯，其婚姻彻底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毫无爱情可言；二是像莉迪亚和韦翰，他们的婚姻完全建立在美貌和情欲的基础上。这其实是传统社会中缔结婚姻的常见形式。
夏洛特的家底并不殷实，长相也不出众，年龄也有27岁了，嫁人是唯一且体面的出路，即使不幸福也无关紧要。所以，她选择了既有一定社会地位，也有固定财产的柯林斯。而柯林斯这个愚蠢的势利之徒，在独断专横、脾气古怪的公爵夫人面前奴颜婢膝、尽显媚态，同时又以贵人宠幸自恃、装腔作势、大言不惭。对他来说，婚姻只不过是订立的一种简单契约，无须感情的介入。而夏洛特只把嫁人当作最终目标，所以婚姻是否会幸福，一点都不重要。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妇女的可悲命运和婚姻的冷酷实质：婚姻就是她们的“保险箱”，就是她们的未来。
而莉迪亚则是班纳特家中最小的女儿，轻佻刻薄、年少无知。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骗子韦翰的花言巧语下，莉迪亚竟和他私奔了，这引起了全家人甚至所有亲友们的高度恐慌，因为如果这件丑事曝光，首先会使莉迪亚名誉扫地，还会损害班纳特一家的声誉。而韦翰只是为作乐和骗取财产，毫无结婚的意思，直到逼迫达西出了一大笔钱平息此事，才最后娶了莉迪亚。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莉迪亚爱的是英俊的外表，追逐的是一时欢愉，韦翰同是如此，不过还要加上金钱的贪欲。在他们这桩充满欺骗和虚荣的婚姻中，不难想象走不了多远便会轰然坍塌。
影片对这两段婚姻的呈现，表明了原著作者简·奥斯丁自己的观点：传统的那种建立在金钱和情欲之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根本不幸福的。建立在现代爱情观基础上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美满姻缘，如简和伊丽莎白的婚事。但这种理想的现代婚姻，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影片中，宾利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将近十万磅的遗产，每年有四五千磅的收入，有一幢好房子，还有一座庄园供他打猎，而且未来打算再购置房产。达西每年有一万磅收入，有富丽堂皇的房子，还有一座景致迷人的庄园，就连伊丽莎白也经不住感叹，在彭伯利当个主妇也真够美气的。简与伊丽莎白可以说是婚姻的宠儿，他们既收获了爱情，同时又得到了财富，不必为生存的保险箱而牺牲幸福，也不必为生计而发愁。
通过对四段婚姻的呈现，反映了奥斯丁本人对英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婚姻观的看法：首先，婚姻应该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兼顾经济方面的考虑，属于好的标准，是真正幸福美满的；其次，婚姻大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终生幸福，所以必须要认真对待，谨慎从事，万不可被外貌和情欲所误导；最后，婚姻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人们在对待婚姻时，不能只顾自己，还要考虑到亲友，要对亲友和社会负责。
奥斯丁笔下的故事年代虽已久远，但人们追求美好婚姻的共同人生诉求却没有任何改变。《傲慢与偏见》诠释的“传统”婚姻观也没有脱离我们的生活实际。时至今日在人们谈婚论嫁时何尝不是在进行冲动和理性的博弈，金钱与爱情的权衡取舍呢？
影片中展现的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美好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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