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洗澡死”、“睡梦死”……近年来，因为总有一些负面案例爆出，看守所屡屡成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薄弱环节，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随之变得有点“面目可憎”。尽管不排除这些被曝光的负面案例，在整个看守所体系中还是少数，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效应仍不可小觑。
因涉嫌盗窃，河南一名男青年被公安机关带走，3天后在看守所内死亡。亲属查看尸体后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痕。（网络图）
近日，公安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由其起草的《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又一次激活了关于中国看守所改革路径的讨论。
虽然很多媒体用了“看守所立法脚步加快”等表达，但是目前公安部发布的《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草案，而是公安机关作为目前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意见稿”。
最近十余年来，关于看守所改革的讨论几起几伏，2009年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躲猫猫事件”更是一度让讨论达到沸点。几番讨论下来，核心议题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看守所的定位到底是什么；二、是否要从公安机关剥离，划归司法行政部门；三、侦查与羁押功能的分离和制约；四、如何提高看守所的人权保障水平，保障在押人员的诉讼权利；以及，五、如何充分保障检察院、社会对看守所的监督。
2017年02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看守所在押嫌疑人吃上民警做的汤圆。（CFP 图）
“超期服役”
首先，我想说的是，现行《看守所条例》到了必须修订的时候了，因为它是一部“严重超期服役”的国家法规。很难想象，这部法规的上位法居然是1979年版的《刑事诉讼法》，而后者经历了1996年、2013年两次修订，但该法规却一直没有修订，显然已严重落后于中国的整体法治环境和理念。以至于条例中，还保留着“人犯”（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这种“活化石”般的表达，充满着反法治的“有罪推定”。
不少媒体将报道焦点，集中在这次公安部公布的《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中“‘人犯’表达被改变”，认为这体现了人权进步等等。客观地说，在“无罪推定”已然被写进1996年版《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人权”已经被写入2013年反歧视诉讼法的情况之下，“看守所法”必然会改变整套的术语。这是基于过去20多年中国法治红利，而不是“征求意见稿”本身带来的。
但是，关于看守所立法改革方向，共识仍未达成。
定位矛盾
在深入谈看守所改革方向之前，需要明确的是看守所的定位。
看守所和监狱区别在哪里？简单地说，监狱，是被判决有罪的服刑人员的服刑场所；而看守所，则主要负责羁押“未决犯”，以保障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侦查、批捕、公诉以及审判）的正常进行。
两者背后是泾渭分明的“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之争。既然要“无罪推定”，在法院没有作出判决之前，就必须假定公民是无罪的，但为什么还要羁押公民呢？简单地说，刑事拘留、逮捕程序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防止发生嫌疑人逃跑、继续犯罪等情况。这也正是看守所的主要责任所在：羁押“未决犯”。
2013年7月23日，河南安阳。在这里，犯人每天有五次放风时间，在押人员可以跳舞、做体操、打乒乓球、健身等。（CFP 图）
传统意义上，看守所主要职能，一是防止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逃跑、自杀或继续危害他人、社会；二是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免遭到被害人家属的报复，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进行。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对中立”的场所，主要是通过限制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以保障刑事程序能继续走下去。
但是，我国现行的《看守所条例》赋予了看守所三项互相独立的职责：羁押未决犯、羁押部分已决犯，甚至还作为行政拘留的执行场所（2012年国务院《拘留所条例》实施之后已发生改变）。
此外，现行《看守所条例》第3条还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应该说，这一规定是明显的“有罪推定”，被羁押的“未决犯”还没有经过审判，怎么就需要对“人犯”进行教育？
看守所本身的定位矛盾，需要在改革中厘清：不能再“兼职”监狱，而是中立性地羁押有待司法裁决的未决犯。
“侦查工具”
而目前更大的问题在于，由公安机关领导的看守所，被赋予太多“侦查”职能。
从1997年开始，公安机关实行“侦审合一”，看守所逐渐变成侦查案件的“第二战场”，起着犯罪的信息库作用。2002年，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深挖犯罪工作规则》，要求看守所将深挖犯罪作为一项重要职能。陈瑞华教授指出：现在看守所本身已经变成一种侦查的延伸，并且它被赋予深挖犯罪、寻找犯罪线索的功能，着实令人震惊。
而且，在实践中，公安机关破获的刑事案件，有1/4或1/3是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破获的。这样，看守所就具有了破案功能，原本的“看守员”在事实上成了“侦查员”。
这种羁押与侦查的混同，很自然地就催生了“狱侦耳目”“牢头狱霸”等严重问题。
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讯问室，嫌犯前上方安装有摄像头，可以捕捉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网络图）
1、“狱侦耳目”。之前轰动一时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中，看守所内动用“狱侦耳目”袁连芳，对张氏叔侄实施威胁、诱供，成为冤案构成的重要一环。而且袁连芳主动留所当线人，在“张氏叔侄冤案”之外还在河南参与了另一起冤案的炮制。2014年，浙江省两高工作报告不约而同地建议侦押分离，要求公安机关全面整顿“狱侦耳目”。现实中，“狱侦耳目”常常沦为刑讯逼供的工具和帮凶。
2、“牢头狱霸”。2009年2月份，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发生在押人员李乔明非正常死亡案件，事后警方对外宣传是因为“躲猫猫”游戏发生的意外事件，以致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最终查实，李乔明是被同监所的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而该事件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监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开端。之后媒体又陆续报道过，激动死(陕西王会侠，重庆朱某)、睡梦死(吉林王国春)、睡觉死(浙江何舍彪)、睡姿不对死(福建陈某)、做梦死(江西李文彦)、摔床死(福建温龙辉)、摔跤死(江西陈绪金)、洗澡死(海南罗静波)等等监所“死法”。
在舆论压力之下，2009年到2010年，最高检、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清查“牢头狱霸”的行动。公安部以及有关部门接连下发了《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等一系列文件。
侦羁分离
鉴于看守所沦为“侦查工具”，并且带来一系列问题，法学界不少人士认为，看守所应该从公安业务当中剥离出来。比如，之前全国政协委员、原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连续数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以保持其中立。2009年的云南“躲猫猫”事件一度把这种呼吁推向沸点。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之后，明确了“看守所不依附于其他办案单位”的原则之后。有政协委员再次建议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保持审前羁押场所的中立地位，并真正实现“侦押分离”。
樊崇义则认为：公安机关内部“上命下从”“左右协作”的一体化管理模式，使侦查和监所管理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制度空间仍很大。因此，将看守所由公安机关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意见，已被视为彻底革除看守所多年累积弊端的唯一出路，是解决侦押分离与看守所体制变革的主流方向。
广西上思县检察院组织部分中学生，到看守所体验孤独和失去自由的滋味，以提高同学们的法制意识。（CFP 图）
不过，公安系统和系统内部的学者，并不赞同“剥离”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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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观察员 沈彬_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