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古称涪县、绵州，因其富庶，又被誉为“富乐之乡”。绵阳得此赞誉，亦与其地方文化密不可分。自西汉建城，历代绵人经艰苦创业，筑造出一个富足安乐、重文兴教的川北胜地。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百姓，也是他们创造的地方文化。文化兴、绵人兴，也才有绵阳兴。清人王士祯有诗说得妥帖：记得江东诗句好，淡烟乔木是绵州。
中国历史考据，关于三皇五帝究系何人，一直存在争论。但各种说法均将黄帝和大禹列入其中，而这两位先贤，都与绵阳这块土地息息相关。
嫘祖作为黄帝之妻、“先蚕”圣母可谓家喻户晓。据《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西陵即今绵阳盐亭县。这位桑梓之乡的“西陵之女”终身致力于传播养蚕缫丝技术。还有史料记载，嫘祖作为黄帝正妻，一路“谏诤黄帝，奠国基，统一中原”，为华夏民族的初期开拓和创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此著名历史学家许嘉璐更是直言道，“黄帝是华夏民族之父，嫘祖就应该是华夏民族之母。”
其后的大禹也以艰苦创业的精神，给了后人无数激励，为这块土地再度烙下开拓之基因。《史记》《后汉书》等史籍均记载，大禹“出于西羌”，大致在今绵阳北川县一代。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百姓苦不堪言。尧任命大禹为司空，继其父任治水之事。临危受命，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创造性地运用了分疏的办法，挖沟排水，化湖为陆。硬是从一片片泥沼中挖出了一畦畦良田，再造了一个九州大地。此外，大禹还建立夏朝，创设刑法，分封贡赋，编制日历，华夏民族第一次走进了制度文明。
绵州大地的后人们也继承了先贤百折不挠的开拓创业精神。仅拿城建来说，就经历了多次挫而又起。
西汉建城，绵州并无城郭可言，只不过是“稀稀疏疏不规则的场集”。但仅到汉末，绵州发展水平就已经比肩成都，赶超关中了。“土围子”变身雄县大郡。
宋时经唐末盛衰，绵州城建萎缩，只余江滨弹丸之地。欧阳修之父欧阳观任绵州推官时，发动百姓，大兴墙垣，重建州城，绵州“城成袤一千三百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与”。
两宋以来，国势颓弱，绵州扼蜀道咽喉，兵争不断，州城屡被焚毁，绵人也数遭屠戮。然而绵人始终不屈不挠，绵州城也屡毁屡建。明清之际，绵州城几乎荒芜，“仅存樊圃”。嘉庆年间，知州刘印全力主重建绵州城。“茅署”办公，昼夜兴工，仅用40天，一座城垣高大，修有雕楼、炮台、堆房的新州城便拔地而起。诗人苏民望观其雄伟，叹曰“出尘风景追三岛，入画书台胜五城”。
不光是城建，在科学技术方面，绵州的开拓创新精神也很突出。汉代的名人游仙李意期、郭玉在数学、医术等自然科学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涪翁更是被誉为“针灸始祖”。绵阳出土文物原属瓷壶、漆器、人体经脉漆雕、漆马阵、摇钱树，这绵州“五绝”与汉阙堪称国宝，手工工艺、建筑雕刻引领同期蜀中潮流。北川羌绣开创川地少数民族刺绣先河，中坝酱油酿酱技艺闻名全国。绵州人以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一笔笔书写了绵州创业史。
富足安乐： 左绵风光蜀中胜
“登山正可小天下，跨海何用寻蓬莱。”
这是陆游在绵游山后的一句题诗。出绵阳主城区，过涪江，再往东两公里处，有一小山，俯瞰涪江，山体如旗般铺展。山上林木茂盛，风景秀丽。据宋《方舆胜览》记载：“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冬，昭烈入蜀，刘璋延至此山，望蜀之全胜，饮酒乐甚，刘备欢曰：‘富哉！今日之乐乎！’”山因之得名富乐山。此后历代文人雅士来绵，均会上山凭吊，吟诗作对，刻石留念，传下众多古迹，富乐山也被誉为“绵州第一山”。陆游所游即是此山。
其实，相对蜀中的巨山峻岭，富乐山玲珑秀气，自成气派。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富乐山之名，则全在乎文化。刘备刘璋“涪城会”，开启了蜀中的三国大戏，也肇始了绵州大地富乐文化的传承。
所谓“富乐”，就是富足、安乐。《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岁熟且美，则民大富乐。”对此，绵阳师范学院的高教授表示，“绵阳位于成都平原向秦巴山地过渡地带，‘是大盆地中的小盆地’，地理、气候条件优越，更适宜农作物生长，历史上水旱灾害较少，基本上年年‘岁熟且美’，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再加之绵阳地处金牛古道，古来文人墨客，或出川立志，或战乱避蜀，串联起了绵阳各地人文交流之道，使得绵人普遍较为开放包容，安乐自在。”
早在建城不久的两汉，绵州的富庶就不逊于中原了。据史料记载，绵州盛产沙金，广植水稻，“车马辅轴，商贾云集”，已经成了川西北的物资集散中心，被誉为“蜀北康庄”。
到唐宋时，绵州更是达到了富庶的顶峰。有唐一代，绵州农工商齐兴，望江楼、开元寺、文庙、北山院等一批名楼胜景得建，有“天下诗文第一楼”之称的越王楼也在此时建成，楼高百尺，碧瓦朱甍，位居四大名楼之首，绵州一时有“左绵风光蜀中胜”的美誉。唐时宰相王铎更是写道，“锦乡来仙境，风光如帝京。”盛赞绵州繁华程度有如长安。唐玄宗、唐僖宗两度避乱皆路过绵州，僖宗甚至贪恋蜀地富乐，有点“乐不思京”了。《宋史》中也有记载称，北宋熙宁年间，绵州商税达到五万余贯，位居蜀地前三，反映绵州工商业之发达。
唐宋以后，绵州虽频遭战乱，经济却仍然较为发达，绵阳地方志描绘，“左绵水陆两通，百物辐轴，行商坐贾，视他郡为多”，“远近商贾云集，倍形殷富”。
富庶的生活也带来了富乐的文化。绵人古来多安乐之想，此安乐非“贪图安逸享乐”之意，而是指安于自持、淡泊名利、不侍权贵。两汉以来，绵州大地就出过宁死不仕公孙述的李业、秉公执法犯上诛奸的王涣。到唐宋时，更有“诗仙”李白，贵妃磨墨、力士脱靴，傲气流传千古；“清贫太守”文同，为官数十年，一文不名，死后惟修竹陪伴。这样的品质，甚至也影响到外地来绵者。寓留三台期间，杜甫身居陋室，仅以草席避雨，仍能怡然自得，欣赏“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绵州热土带给绵人富足，也为旅人送去安乐。
重文兴教： 广厦千间群沾大庇绵阳文化昌盛，代代绵人崇文兴教，在这片热土上传承千年文脉。东汉三国时，巴蜀大地渐成一方政治中心，文化开始兴起。蜀汉时涪县人（今绵阳市区）尹墨有感蜀地封闭，游学荆楚，广拜经学大师，游历多年，博通《诗》《书》，精研《左氏春秋》，终成经学大家。回蜀后，尹墨受命专习古经新学，一改蜀地学气之暮，促发了蜀汉及后世文化的兴盛。
绵州文脉延至唐宋时达到了顶峰，赵蕤和李白师徒二人就是其中翘楚。李白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几乎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二十岁仗剑出川，成就千古“诗仙”。其师赵蕤，本是盐亭人，后携妻到三台隐居，花费半生心血，写就巨著《反经》。后人将该书与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相提并论，感慨其博其奇。清乾隆皇帝阅读《反经》，爱不释手，亲自题诗，还向皇子和大臣们推荐，将其收入了《四库全书》。
李白出川前曾拜赵蕤为师，学习剑术和纵横之法。多年后李白因涉永王叛乱下狱，还在感念其师，“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然而赵蕤早已放下入仕之心，潜心著书立说，教化乡邻。一走一留、一出一入，赵李师徒人生选择不同，但两人才学，共同撑起了大唐盛世的一角，也为绵州文化的传承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益州长史苏颋盛赞赵李两人，“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堪称“蜀中二杰”，一时无他。
出世和豪放俊逸的精神，在绵州后人身上得到了传承。比如同样生在绵州的欧阳修，对李白诗歌就推崇备至。豪放奔逸的风格、自然平易的语言、古体诗的格式，欧阳修继承发扬李白诗风，启蒙改革宋初诗调，为整个中国文化留下了灿烂的宋词艺术。
不光是诗书创作，设馆办学亦是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龙安知府蒋德钧选址江油匡山，“继轨青莲，希踪仙李”，创建“匡山书院”，成为绵州一块坚实的文教基地。仅仅几年后，就从匡山书院走出清代江油第一位进士，改变了川北地区“潜修者虽多，腾达者绝少”的教育窘境。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王佑木、张秀熟，亦是在此处开启求学道路。后人评价蒋德钧，“贤名昭凤阙，雅化惠龙州。”
同属龙安府，石泉（今绵阳北川县）知县姜炳璋面临的局面就难得多了。石泉地处边地，贫瘠异常。百姓以荞麦为粮，充饥尚难，教育科考几乎无从谈起，因而当地并无学子，更无学堂书院。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姜炳璋到任后，极言教化为兴举之先，“捐俸以倡”，搭建堂斋数间，延请山长，命名曰“酉山书院”。史书记载，书院设立后，石泉中考者逾200。“边地”渐化为文昌之地。
其实，绵州这片热土，从来就是文教兴盛之地。“文昌帝君”即是绵阳梓潼人，帝庙香火不断，求学之人比肩接踵。历代地方官以之为榜样，重文兴教，广建学堂书院，大开教化之途。据不完全统计，古时绵阳有大型书院十多处，小型书院数不胜数，仅江油一县，见于史载的就有二十多处，时人记之“此地有广厦千间群沾大庇”。这样庞大的文教基地，自然培育出了一大批书生士子。唐宋时期，绵州考取进士者多达65人，其中苏易简更是高中状元，开川人夺魁之先。明时一朝绵州进士及第者亦有27人，以金献民为首的“绵州三金”、“绵州两高”名震巴蜀。到清代更是产生了李调元、孙桐生等文学大家，成一时之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