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汪精卫怎么就成了反革命？
文丨任逸飞（香港中文大学）
一、归去来：从“中山舰事件”到“汪、陈联合宣言”
1925年“廖案”之后的国民党权力架构，实则建立在一种微妙的“汪、蒋合作”上。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虽是一个后起之秀，但他凭借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逐渐掌握了这支新兴的革命武装，就此确立了其“起家”的资本。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崛起，最重要的契机正是列名调查 “廖案”的“特别调查委员会”，驱离胡汉民、许崇智的行动，他都参与其中，由此收获汪精卫的信任。至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时，蒋已“非复吴下阿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正式跻身国民党高层。
1926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然而，汪、蒋之间的矛盾却在二大闭幕之后不断积聚，两人对党内军事领导权的争夺乃至在“联俄、容共”政策上的分歧或许是其走向决裂的症结所在。
依照苏俄式政党“以党领军”的理念，汪精卫作为党政军的一把手，无疑有过问黄埔军校事务的权力，但蒋介石俨然将黄埔视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而汪不遗余力地引导国民党向“左”转，直接造成黄埔军校内部共产党力量的快速增长，这自然令蒋倍感疑虑和恐惧，担心其权力会被汪精卫与共产国际合谋架空。上述大大小小的是非纠葛最终将事态引向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对汪精卫造成沉重打击，蒋介石宣布广州戒严的举动等于视汪精卫“党首”身份于无物，让汪倍觉羞辱。陈公博记载，汪精卫在听闻事件发生之后，曾愤慨道：“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更令汪精卫感到灰心丧气的是，他素所依靠的苏俄及共产国际方面，即便意识到蒋正在利用“中山舰事件”破坏国共合作，却选择对蒋退让，并没有为汪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感到“丢了脸”的汪精卫于是决定称病离职，前往法国。
汪精卫的突然出走，再度改变了国民党内的权力分布，从原先由汪精卫与共产党掌控局面逐渐转变为由蒋介石主导。蒋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迅速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各级组织中的人数，紧接着，又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誓师北伐，以期完成孙中山推翻军阀、统一中国的夙愿，国民革命至此快步进入“蒋介石时间”。
随着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短短一年不到，从珠江流域进展至长江流域，蒋介石的个人地位也水涨船高，渐渐显露出军事独裁者的面目。蒋的权力扩张，不仅让素来对其保持警惕的共产国际与中共方面感到忧心忡忡，也令国民党内左的右的，各色“反蒋”人物皆焦躁不已。对权力平衡即将打破的恐惧让他们都开始怀念起昔日汪精卫在台上时各路人马“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光，于是，呼吁汪精卫尽速归国的论调渐渐甚嚣尘上。
在苏俄顾问和共产党的支持下，自1926年下旬起，一场席卷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各军党员代表大会、各界群众大会和社会团体的“迎汪复职”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时之间，促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电报，铺天盖地，满布在国民党各种机关刊物上。
“迎汪复职”运动期间的一份电报：1927年年初，汕头市第四次工人代表大会电请汪精卫销假复职（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118-010100-0002-056）
“迎汪复职”运动把汪精卫的个人声望推向了新的高峰，“中山舰事件”后他的黯然出走，如今看来反而成了其东山再起的资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势中，汪精卫被说成是“今之完人”，还被加了一个“党圣人”的封号，成了众人翘首期盼的“革命救星”，以至于连蒋介石都顶不住压力，发出通电，恳请汪精卫尽快返职。
裹挟着这一股舆论声势，1927年4月1日，汪精卫终于自法国途径莫斯科抵达了上海。时隔一载，国内形势已然今非昔比，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同长江下游的蒋介石集团隐然形成了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而在上海，蒋介石与中共亦走到了公开决裂的最后关头，一场腥风血雨的“清党”行动已蓄势待发。
汪精卫选择此时回国，俨然是来扮演“挽狂澜于既倒”的角色，而其一出手也着实左右了世道人心。1927年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名发表宣言，号召两党同志，捐弃前嫌，开诚布公，“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宣言标志着汪精卫将继续贯彻其在广州时代的左派立场，他同样打算说服蒋介石等人重新回到这一固有立场上来。
汪精卫认为，“联俄、容共”是孙中山生前确定的革命方略，不得随意背弃，更何况像改变“联俄、容共”政策这样的重大事项，是一定要经由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生效的，国民党之所以要依照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模式实行改组，最重要的意涵就是要效法其铁一样的组织纪律，所有党员都应当严格遵守“党纪”，蒋介石、吴稚晖等人自行筹划“清党”绝对是不合法的。
1927年3月，武汉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提高党权”，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宁汉之间的矛盾愈形激化（前排右起：吴玉章、经亨颐、陈友仁、宋子文、宋庆龄、孙科、谭延闿、徐谦、顾孟余、丁惟汾；中排右起：朱霁青、林伯渠、毛泽东、彭泽民、于树德、陈其瑄、邓懋修、丁超五、董必武、江浩；后排右起：谢晋、许苏魂、邓演达、恽代英、陈公博、詹大悲、夏曦、王法勤、王乐平、周起刚）
但是从蒋介石的角度看，他本就不希望汪精卫这样一个“太上皇”般的角色于此刻回来搅局，让他为了服从所谓“党纪”而放弃另立山头、独行其志的大好机会。不过表面上他还是惺惺作态，于4月4日发表一则通电，表示：“汪主席在党为最忠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此次回国，对于党国大计，业已恳切晤谈。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贯彻其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以底国民革命之全功，而竟总理未完之遗志······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云云。
话虽讲的漂亮，但蒋的潜台词恐怕是，假若汪精卫愿意留在华东，与他一起“护党救国”，他蒋某人倒也不妨服从这位“师友”与“领袖”；可要是汪精卫有别的意愿，那“听从汪主席指挥”一类的话可就另当别论了。
果不其然，汪精卫预想中推心置腹的劝服工作彻底沦为了鸡同鸭讲，他自己反而被吴稚晖当面指斥为“附逆分子”。在致其旧交，此时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共的李石曾的电报中，汪精卫感叹：“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怀抱着满腔愤懑，汪兼程赴鄂，领导此时在法理上仍是唯一正统的武汉国民政府。
二、虎头蛇尾：主政武汉时期的汪精卫
汪精卫一抵达武汉，4月12日，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上海、广州相继“清党”，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建立“国民政府”，正式与武汉方面分道扬镳。汪精卫闻讯之后大声疾呼：“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一时之间， 劫后余生的革命青年纷纷涌向武汉，武汉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心。
电影《建军大业》剧照，周恩来（朱亚文饰）注视着上海街头被屠杀的革命青年
可是尽管如此，武汉方面的处境却未像汪精卫事先所期待的那样乐观，“革命救星”的征途很快衍化为一场困坐愁城的噩梦。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
首先要谈到两湖地区异常蓬勃的群众运动。自1926年8月，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一场“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农民运动就席卷了整个湖南农村。农民们纷纷自发组织农民协会，要求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至1927年年初，整个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已达到两百万人，至汪精卫主政的六、七月间更暴增至七百万人。
北伐战争极大释放了农民们的斗争热情，两湖农村的氛围变得愈来愈激进，部分地区的农会擅自抓人、处决、罚款乃至破坏庙宇房屋的事件已时有所闻。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生动描绘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情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竟在农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类似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中，群众运动同样声势浩大，工人们自发组织工会，频繁发起罢工。到了1926年底，武汉工人建立起三百多个各自为政的工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武汉平均每个月就有五十多起罢工，参与罢工的总人数达二十万。除了工人，商店店员、学生发起的游行、集会也是此起彼伏。
广州时代的汪精卫曾经也支持群众运动，但面对两湖地区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形势，他却不知所措，他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绝不应该是这样。实际上，群众自发的斗争已经远远将汪精卫所规定的“国民革命”应当达成的目标抛在了后面，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中共此时都没有能力干预和指挥民众，把运动重新扳回到有序的轨道上来。
群众运动的激进化在军事、经济、外交三个层面给武汉国民政府造成严重困扰。武汉的军事处境本就危机四伏，自宁汉对峙以来，虽然双方尚未兵戎相见，但实际上南京已对武汉采取了封锁。武汉政府曾希图继续北伐以求脱困，然而当武汉北伐军进入河南与冯玉祥的西北军会师后，冯本身的立场变得捉摸不定，6月1日，冯玉祥赶赴徐州与蒋见面，接受了蒋方的军援和反共的要求，武汉政府至此陷入反共势力的重围之中。
1927年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面
由于武汉北伐军将士许多都出身自地主或士绅家庭，在两湖的农民运动中，其利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与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前线的军心动摇。农村的动荡局面亦影响到军粮的征收和供应，以至士兵无米为炊，怨声载道。
一些投机分子开始利用部分士兵的不满情绪，以“反共”相号召，发动军事叛乱。1927年5月，驻防宜昌的鄂军师长夏斗寅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乱；不久，长沙许克祥又在何键的怂恿下声言“反共”，发动震惊一时的“马日事变”。这两场兵变尽管都被平定了下去，然而武汉的部队在不断的内耗之中也逐渐丧失了对外作战的能力。
武汉的经济同样陷入“百业俱废”的状态，频繁的罢工罢市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许多商人惧于革命政府的清算，纷纷撤资跑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竟至于市面萧条、物价腾贵。财政上也是毫无办法，土地税、消费税没有一样能征解上来，政府只好增发纸币，其结果只能是恶性通货膨胀，陈公博回忆：“我好抽纸烟的，本来一角钱一包的十支烟，最后已涨至一元两角。财政这样奇困，如何得了！”
武汉的外交形势更是一筹莫展，汪精卫所宣扬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然而群众的反帝斗争往往缺乏策略性，对待外国人在武汉的一切产业，不是关停就是查封，当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决定与列强“改订新约”，争取各国外交承认的情况下，武汉的局势无疑激起列强的刻骨仇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一触即发。陈公博写道：“各国借口保护他们的侨民生命和财产，纷纷调派兵舰驻在武汉的江边，由旧日的英租界起至日本租界止，最多曾集中有三十六艘兵舰。”武汉政府的孤立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
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汪精卫开始犹豫和动摇了，领导国民革命的雄心壮志也付诸流水。他向陈独秀频繁抱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工作的不得体，以及现阶段一个政党（国民党）中存在两种党组织的不合适。他自己在1927年11月5日于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时提及：“兄弟到了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1924、1925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1926年）间的广东了。其实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
那这是否意味着汪精卫要马上和共产党“分家”呢？未必然，汪自己这样解释：“因为四月十九日已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陆续出发，沿京汉路线，和张作霖作战。第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如张发奎军长所统帅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及唐生智总指挥所统帅的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在容共时代，自然有不少共产分子杂在里头。”第四方面军是此时汪精卫武汉政府能够倚赖的主要武力，而由于历史的缘故，在这些部队之中，共产党的力量一直很强。投鼠忌器，汪精卫于是不敢遽尔分共。
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
如果说汪精卫已经有了“分共”的打算但碍于现实未有动作的话，那么共产党对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警惕其实也很早就开始了，陈独秀认为汪精卫自打来到武汉后其反动性就在滋长，“和我们所争的，面上好像是这样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
尽管如此，共产党同样没有决定与汪立刻决裂，共产国际对此时形势的判断起了很大作用。共产国际过去一直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与工农结成统一战线，而这也是过去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
但是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国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脱离革命了，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将不再是民族民主革命而是一场工农革命和土地革命，在这样一场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只能够依附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支援存在，本身已不具有力量。根据上述理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尽可能地继续与汪精卫保持合作，但是如此做的目的并非打算继续维持汪精卫领导武汉政府的局面，而恰恰是要动摇和破坏它。共产党需要加速推进土地革命，并在两湖武装农民，组建一支革命军队，完全掌握军事领导权。
共产国际的新决议带有十分明显的教条主义性质，既团结汪精卫又打倒汪精卫，这本身听起来就是矛盾的，更为重要的是，一切行动的基础还建立在汪本人的充分配合上。然而共产国际对于该方案的可行性却深信不疑，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找到汪精卫，并擅自将印有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文件出示给汪阅看，以期博取汪的信任。
汪精卫之后谈到：“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革命，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第四点，要武装两万CP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武装起来。”每一条都令他倍感紧张。
汪精卫手书条幅，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无论如何是不会走到一条路上去的”
汪精卫曾用一个搭船的譬喻来解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大家坐一只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后，有的是要到天津去，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到上海后，便到了分歧点了，一个要驶往天津，一个要驶往日本，如何不生冲突？”他认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也大抵如此，“到了一个时机，国民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共产党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其势非冲突不可。”
罗易手中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最终成了轮船抵达“上海”的明确信号。汪精卫感到：“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国共分裂的结局终于不可挽回。
四、奈何明月照沟渠：为何走向武力“清党”？
与一般的认识不同，我们所熟知的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倒是以共产党主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开始的。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在《真理报》上发表宣言，指出武汉政府已经成为反革命势力，宣言要求中共全体党员自即日起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要同国民党的基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
作为回应，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表示：“凡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任职的共产党员，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不准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不准国民党员加入他党。”
与此同时，7月16日，武汉政府又颁布《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暨保护农工训令》，声明“分共”不得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训令》还强调，农工政策在国民党有深远的历史，不会因“分共”废弃，武汉政府将继续保护农工团体和工农利益。
《训令》的上述内容很可以见到汪精卫的“良苦用心”：首先，“和平分共”能向世人展现出此次国共分家，“曲不在我”，武汉方面是“仁至义尽”了的；其次，保障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规定与蒋介石在长江下游以赤裸裸的屠杀和枪决进行“清党”恰成鲜明对比，证明汉方此举是贯彻了自身主张的，并非屈从于宁方的压力；最后，继续维持农工政策，可以表明他汪精卫还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不是反动派，更不是反革命。
不过，“和平分共”背后的算计尚不止于此，先前提到，汪精卫在来到武汉后就动过“分共”的念头，但慑于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不敢轻于一试。事情到了七月份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强行清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对武汉政府是毁灭性的，更何况对于“分共”后的汪精卫来说，武汉的军队要派更大的用场，那就是“东征”，消灭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确立汪党政军唯一领袖的地位。
电影《建军大业》剧照，余少群饰演汪精卫
在武汉政府统辖的诸多军队中，要数张发奎的第四军军纪最佳、战斗力最强，在北伐战场上，第四军素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闻名，有着“铁军”的美誉。而恰恰是第四军，共产党的力量也最为雄厚。张发奎向来对共产党员的战斗能力是很赞赏的，因而他对汪精卫“分共”的决定一直不理解，对东征讨蒋的态度亦很勉强。此时，他率领“讨蒋军”第二方面军三个军九个师的精锐部队沿长江右岸东下，预备攻取南京。
然而，张发奎的如意算盘却是在行军的中途把部队拉回广东，他是广东人，对广东的情况也熟悉。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本钱拼光，而他对麾下共产党员的忠诚又有着一股“谜之自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在南方开创一个新局面。于是，当张发奎把部队开到江西九江之后便不在前进了，他向汪精卫报告了回粤的想法，引起汪精卫极大不满。
正在汪、张二人争执不休的当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包括第二方面军贺龙第二十军全部三个师，叶挺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第十师，李汉魂第二十五师七十三、七十四两个团，张发奎的部队折损了将近四分之三，汪精卫“东征”的迷梦就此破产。
南昌起义的爆发让汪精卫进退失据，没有武力做后盾的他已经丢失了和南京方面继续展开权力博弈的一切筹码，“迎汪复职”运动以来所积累的高人气早就消失不见了，他甚至不得不尽快谋求与南京方面的合作。事态的急速发展，令恼羞成怒的汪精卫终于彻底撕去了“和平分共”的假面，开始为屠杀共产党振臂疾呼：“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在国民党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谈话》），“本党党员如果还有厚着面皮替共产党回护的，这人便是本党的叛徒！”（《错误与纠正》）
这些话从汪精卫嘴里讲出来，比照他过去那些掷地有声的“左派”言论，着实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汪用自身的行动证明了，在“清党”的问题上，他和蒋介石之间简直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
五、尾声
1927年对汪精卫来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他以“革命拯救者”之姿驾临武汉，却在短短三个月后缴械投降，与南京方面洽谈合作，最后竟然连武汉政府的正统地位都保不住了。“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没有获得国民党内的谅解，大多数人皆目之为“通匪罪魁”，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汪精卫由于牵扯到中共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内遭到严厉声讨，不得不于12月17日，再度出走法国。
广州起义纪念碑（笔者摄于2016年9月）
这次出走不比往常，以后事观之，汪在1927年的“高开低走”，严重损伤了其多年累积的声誉与人望，也决定了他在此后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竞争中永无翻盘之机会，这样的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他选择降日落水为止。
汪精卫从“左派”领袖到翻脸“清党”，既有当时客观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其本人个性和性格上的原因。李志毓指出：“汪精卫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的性情悲苦而脆弱，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从容努力的决心，又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侥幸心理，见到机会就跃跃欲试。”这些性格特征，决定了汪政治立场多变、没有定见。他来到武汉后不久，一见形势不利，即逐渐背弃了自己在广州时的政治主张，这恰恰是其“朝三暮四”的极佳写照。
多变、冲动、情绪化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在孙中山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汪精卫也曾经成为过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受制于自身的性格缺陷，他不仅最终失掉了党内一把手的资格，更会在十多年后，给国家制造更大的祸患。
参考文献：1、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汪精卫：《汪精卫集》，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
3、陈公博：《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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