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减刑的大新闻，就是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王素毅，从无期徒刑减到了20年1个月，减刑后，王素毅的出狱时间是2037年9月8日。
王素毅，是十八大后首个获刑的“老虎”。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老虎之外，有不少事发时轰动坊间的腐败官员也一一被减刑。
胞兄因贪腐入狱、病死狱中的“明星官员”
“将罪犯刘家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2017年7月11日，刘家坤被减刑。
刘家坤，安徽阜阳市人大原副主任、太和县原县委书记，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财物合计2900多万，创下2013年安徽贪官受贿之最。2014年1月10日被判无期。他出事后，新华社曾发7000多字的通稿，剖析“堕落”历程和病因，央视也专门揭秘。
△刘家坤
刘家坤曾是“救火官员”。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2001年安徽省原副省长、阜阳市委原书记王怀忠因贪腐被查,牵出阜阳市国土局窝案。之后，阜阳市委决定让刘家坤到市国土局任局长，时任市委主要领导对刘家坤说，“你到哪里都可以打硬仗”。
刘家坤的哥哥，是原阜阳中院院长刘家义，因受贿事发，被收监后病故在监狱里。刘家坤曾引以为鉴，告诫自己，一定要牢记宗旨、勤廉工作。2003年，他被安徽省有关方面授予全省“勤廉兼优的党员领导干部”荣誉称号，并和其他勤廉兼优干部一道前往省直单位和省内各地市巡回宣讲先进事迹。
不过之后，刘家坤认识了情妇赵晓莉，并伙同其受贿2900多万，这个曾宽慰自己“找个千万富姐谈感情，至少以后经济上不会出问题”的官员，出了事。
△刘家坤（右）和情妇（左）
一个细节是，案发后已退还全部赃款赃物的刘家坤，还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最终收了多少？在裁定书中，写明他“刑罚执行期间履行没收个人财产1万元。”
减刑后，他的出狱时间是2039年7月10日。
曾被中央纪委开发布会通报的“最短命市长”
就在刘家坤被减刑的1个多月前，吕清海也被减为22年，剥夺政治权利9年。
2013年5月21日，漯河市原市长吕清海犯受贿罪被判无期，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50万。
吕清海，在2011年7月9日当选漯河市市长，8月25日（编者注：人民网求证的时间），也就是48天后，被河南省纪委带走，被称为“最短命市长”。
“河南省漯河市原市长吕清海，利用承揽工程、拨付工程款、职务升迁、人事调整、过节看望等时机收受贿赂1200万元，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3年1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开新闻发布会时，将吕清海作为河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典型通报。
△中央纪委通报
根据判决，2001年至2011年间，吕清海在任周口市副市长、中国神马集团董事长、河南省工信厅党组书记时，共受贿903.16万、港币200万元、美元1.9万元、金条、汽车等物品价值82万余元。
被“两规”（编者注：裁判文书语）后，他向廉政账户交款107万，向河南省检察院退赃1000万，向周口市检察院退赃544770元，被追缴丰田轿车和本田雅阁轿车（价值21.3万元人民币）各一辆。
那“没收财产人民币150万”怎么办？
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获悉，2014年4月2日曾向吕清海发出执行通知，对他个人财产调查，但“经对银行账户、房产等查询，均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减刑后，他的出狱时间2039年5月27日。
把数百万锁在卧室的“贪局长”
吕清海被减刑的时间，是在2017年5月28日。在他被减刑的前3天，一审获死缓，后被减为无期的王海风，再次被减刑，减为25年。
2010年2月25日，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王海风因受贿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2年6月5日从死缓减为无期。2017年5月25日再次被减为25年有期徒刑，刑期至2042年5月24日。
为什么减为25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明确，对被判死缓的职务犯罪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3年以上方可减刑，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安徽省宿州监狱在减刑建议书中提出：罪犯王海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成立。
据中安在线报道，王海风受贿数额高达1700万，是安徽省近年来土地系统贪污第一大案，创下平均单月受贿19万以及单笔受贿330万的纪录，但他面对亲人时，总是一毛不拔，装作两袖清风。
他曾靠倒卖香烟等挣了几百万，但家人一概不知。
他的想法是，我有钱，但不能对任何人讲。王海风与现任妻子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但却从来没有把自己从部队带回数百万元现金的事告诉妻子，而是把钱锁在自己卧室的铁箱子里。
讽刺的是，一审判决中，王海风除了获死缓，还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素毅为何减得最多？
刘家坤、吕清海和王素毅一样，一审均被判无期徒刑，但不同的是，前二人减为22年，而王素毅被减为20年1个月。
为什么？
减刑，有依据。什么时候能减刑？刑法规定：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3年。
那执行多长时间才能减刑？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中也明确：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符合减刑条件，执行2年以上，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22年；确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21年以上22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20年以上21年以下有期徒刑；确有悔改表现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19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被判无期的职务犯罪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3年以上方可减刑，减刑幅度应比照上一条从严掌握，减刑后刑期最低不得少于20年。
为何王素毅从无期直接减为20年1个月？
“因检举重大犯罪活动查证属实，2016年3月获重大立功奖励一次。”
【夜读】
环球时报公号
香港各大学刚刚开学，一些高校的“民主墙”激起“港独”标语风波，随后又出现“恭喜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之子堕楼身亡”的冒犯性标语，引起社会哗然。15日，十所香港高校校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并明确表示不支持“港独”。但声明中未提及如何处理校园中出现的“港独”标语。
《环球时报》记者15日傍晚收到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和香港大学十所高校校长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珍惜言论自由，但我们谴责最近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言论自由并非绝对，有自由就有责任。特此声明不支持“港独”，并认为这是违反基本法。
香港《信报》15日早些时候爆料说，香港八大校长会在商讨一份联署声明，声明两点：一是香港属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批评张贴冒犯蔡若莲的标语是不道德的。联署声明在沟通过程中，港大校长马斐森所持保留意见最为强烈。而校长会召集人、中大校长沈祖尧基本上同意联署声明，只认为内容要字斟句酌。
《环球时报》记者看到，15日联署声明的高校，除了此前媒体爆料的八大公立院校，还增加了树仁大学和公开大学。
香港网媒“香港01”15日称，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当天主动对媒体重申校方坚决反对“港独”的立场，不希望校园成为不同政治力量宣传及动员的场所，令师生不能拥有平静的环境去探求学问。他要求学生会尽快移除“港独”标语，否则校方会采取行动。但中大学生会15日晚召开记会会，中大学生会会长区子灏宣读声明，称会竭尽所能阻止校方强行清拆“港独”宣传品，会向校方展示不会退让，会保护言论自由。中大学生会还批评校长沈祖尧无心与学生商讨及达成共识，而是由上而下作出命令，并称会继续有学生留守以阻止校方强行清拆“港独”宣传品。
香港学研社研究员陈凯文15日对《环球时报》表示，校长们的联署声明虽然迟了，但总好过没有。过去校长在反“港独”立场上没明确表态，甚至有校长称校园拥有讨论“港独”的自由，让部分人开始质疑校方立场。
陈凯文同时认为，声明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声明只提煽动“港独”违反基本法，没提可能涉嫌违反本地法律。基本法是宪制性文件，不涉及违法的刑责，校方可能有意避开不谈。
二是声明只提不支持“港独”，未明显要求学生拆除煽动性标语，或提出不拆会有什么行动。校方或许是怕被反对派借故指摘他们“侵犯”学生“讨论港独”的言论自由。
香港《星岛日报》称，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鸣炜15日在电台节目中，直言挂“港独”横幅者应知道有不对之处，否则为何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做这些事？刘鸣炜认为，绝大部分市民对“港独”无兴趣，即使年轻人在网上谈论，讨论后绝大部分人都知无可能。
“香港01”网站称，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14日表示，既然不少大专院校的“民主墙”都出现具侮辱性、不文明，以及涉嫌分裂国家、推动“港独”的标语，各大专院校的校长应该共同商讨如何处理，然后订出守则及原则，再与学生商谈。
香港《东方日报》15日发表评论说，“民主墙”是学校一部分，所谓学生自治，源自校方授权，自治得好，彼此自然相安无事，否则校方没有理由坐视不理。
央视财经
长期以来，军工行业一直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时代烙印，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特点。如今，随着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准备进入军工行业。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民参军”利国利军利民，绝对好事一桩，可究竟能不能“参军”，最终还要看企业自身技术实力是否符合军队需求。今天我们先到江苏常州的一家军工配套企业看一看，这家企业原本只是常州农村的一个村办小厂，但是如今，他们已经为中国最尖端的武器提供配套产品，他们靠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力呢？
潜心科研数十年村办小厂引全国关注
9月1号，江苏昌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名誉董事长周宝昌来到了公司和员工们讨论一个国家级军工项目的实施情况。
他们刚刚给一个军工项目生产的超大矩形器材，属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一项超高难度的科研项目，周宝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终于攻克难关研制成功，就在几天前刚刚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项目验收。
这个重点项目是昌力科技公司2013年开始投入研发的，周宝昌今年已经72岁，几年前就已经退休，把这个由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企业交给了年轻人去经营，但是他不愿意让项目的研发产生停顿，经常带领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经过多年拼搏，如今，终于看到项目瓜熟蒂落，周宝昌倍感欣慰。
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在江苏兴起，江苏省常州市东周村的村民周宝昌发现当地一种煤矿用的管道快速接头有大量需求，在村里的支持下，思维活跃的周宝昌带领13个村民成立了一家乡镇小企业，专门生产快速接头，企业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
1984年，和煤矿打交道的周宝昌发现，由于木材短缺，国内很多煤矿正在把支撑坑道的木材淘汰掉，换成了钢管，一时间，钢管供不应求，全国有70多家企业都做这个还来不及。
看到了商机，周宝昌开始给生产冷拔钢管的厂家生产配件，订单一下子涌进来，最火的时候，厂门口等着拉钢管的卡车排成长龙，但是周宝昌并没有就此满足，因为这种钢管技术含量低，很容易被其他厂复制，他必须寻求新的突破。不久，周宝昌从煤炭科学研究院得到了一个信息，可以从德国引进生产冷拔机的技术，但是需要投资150万元，这笔钱在当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为此周宝昌专门算了一笔账。
江苏昌力科技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周宝昌：一吨钢材如果说是粗加工只能做28根，一吨料下28只，通过拉拔过以后可以将近40只。
当时冷拔机在国内还是个稀罕物，周宝昌认定这种设备在国内的前景，他决定放手一搏，于是，周宝昌把厂里的资金加上借款凑够了150万元，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冷拔技术，经过半年多的钻研摸索，他们企业终于制作出了第一台冷拔机。可冷拔钢管都没生产出来，就有一家国内企业找到周宝昌，想出270万元买下这台冷拔机。
听说有人要买走他们花费了巨大了时间和精力研制出来的冷拔机，厂子里上上下下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能把下蛋的母鸡卖掉。
周宝昌却不这样认为，只要有了生产技术，他们可以再做出一台更先进更完善的冷拔机。就这样，在大家的反对声中，周宝昌卖掉了第一台冷拔机，同时开始生产新的加长型冷拔机，他们的第二台冷拔机以320万元的价格卖了出去，此后，昌力科技公司一边生产冷拔机，一边致力于冷拔钢管精密加工的研究。
1998年，国外一家生产装载设备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需要将应用在中国的设备全部国产化，其中，油压缸是最关键的部件，而油压缸的生产又需要精密的冷拔钢管，他们找到了昌力科技公司寻求合作。
姚冬成那时候是一名刚刚毕业来到昌力公司工作的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他就接到了研发生产油压缸的任务,做油压缸最难的就是环形焊接。
江苏昌力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姚冬成：当时在国外，靠机器人来焊接，咱们国内当时还没有机器人，当时引进一台焊接机器人要将近200万人民币。
为了解决环形焊接，昌力公司和国内一所大学合作，共同研发了一套半自动的焊接设备，经过技术人员一年多的反复调试终于获得成功，并在一个展会上展出了自己研发的油压缸和冷拔钢管。这时候，国内一家军工科研机构看到了他们的产品，发出了邀约，希望昌力能够给他们生产导弹发射系统的核心部件。
姚冬成：精度首尾的一致性，当时的指标是1丝，尺寸公差是0.02毫米，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精度要控制在头发丝的差不多四分之一，但是两端的误差，是头发丝的七分之一。
他们要配套的这个军工产品在运动的时候要达到每秒30米，如此的精度和强度，当时在国内用传统工艺很难做到，在世界上通过冷拔技术实现这一技术的也只有美国和韩国，这给昌力公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周宝昌却毅然接下了这个订单，他希望自己能给国防事业做点事。
军工领域的部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周宝昌用10年的时间和厂里的技术骨干潜心研究这一产品，2008年，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开始批批量生产。
姚冬成：虽然这个过程比较长，但是我们通过多年的配合，我们把军用产品的质量体系，我们也掌握了，也学到了质量控制管理这一块，军用的质量控制与管理，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军用产品这块，没有出过一次质量问题。
2013年，周宝昌听说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一项军工科研项目迟迟无人投标，他发现这个产品依然需要自己掌握的液压缸技术，周宝昌决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参加了投标，并拿下了这个十二五规划的军工项目，但是这项技术的研发却是异常艰难。
姚冬成：整个直线度要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个的尺寸公差要控制在0.01毫米这个范围，头发丝的七分之一，几百米长的东西，这么高的精度，当时用别的工艺，我们觉得很难达到。
4年的时间，光各项试验就做了6000多次，他们的产品终于完全达到了全部技术指标，前不久刚刚通过了验收。
他们生产的另一种产品油气混合高速缓冲器，可以达到每秒90米的响应速度，已经达到了国内最高水平，这种缓冲器可以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除了军用车辆、装载设备之外，民用市场的豪华越野车也开始装配这种缓冲器。这是昌力科技在2006年开始研发的一项新技术。产品一经推出，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市场的轰动，除了民用汽车领域的订单之外，国内军工企业也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从2007年至今，昌力公司承担的国家科研任务达到了数十项，拥有流体传动、液压阻尼、超常性加工、金属热成型等多种专项技术，同时，公司的业务重心逐渐从民品过渡到了军工领域，目前的军工产品达到了95%以上。
昌力公司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常州市一大批企业投入到军工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命题。当地也加快了军民融合的发展步伐，成立了军民融合发展协会，目前，拥有军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达到了50多家，还有70多家企业正在申报相关资质。
江苏常州经济技术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强：我们也是整体性的，主动的对接国家的一些军工采购的体系，跟这个系统挂上钩，了解军工采购的需求，同时我们把自身的地方的工业企业，进行梳理排查，就是我们地方的工业企业的产品分类，哪些是我们具有的，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些再开发，能够跟军工采购进行对接上去。
民营企业研发上线军用卫星电话
不只是常州，借军民融合的东风，很多地方都根据地方工业特色成立了军民融合发展协会，帮助像昌力这样有好技术的公司对接军工项目，办理军工生产需要的“四证”，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激发民间智慧，推动科技创新。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江苏的另外一家民营企业，这家企业刚刚用我们国家自己的北斗卫星网研制出了军用卫星电话。
9月5号，江苏乐众信息技术公司的董事长陈学强正在和工程师一起测试他们公司刚刚研发成功的卫星电话。连上卫星之后，陈学强拨通了一位同事的普通移动电话。这是卫星电话研制成功后，陈学强和同事做的第五百次测试，回到实验室，陈学强和其他技术人员通过频谱仪进一步分析问题。
陈学强他们所研发的卫星电话是我国在2016年8月首次发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天通一号01星之后面向终端市场的应用。目前产品已经完成定型，正在进行细节上的处理。
乐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学强：开发卫星终端的项目，第一需求是我们的国防，肯定是军工来需要，这个方面我们产品的标准肯定是按照军工的标准去做的，因为这个卫星30%是军用，肯定是优先保证军用的开发，然后我们的满足军工的要求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市场国家也有自己的规划，就是我们国家大量的渔民，防震救灾也需要这个卫星通讯这个设备，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市场。
2010年，陈学强和他的同伴刘洋离开了原来的供职的电子科技企业，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两个通信技术专业出身的人在公司创立之初做的是手机方案设计。
陈学强：我们当时在手机那个时候，大概是3G刚刚起步，智能机刚刚从中国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经营状况应该还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手机生产领域展开了残酷了竞争。用陈学强的话来讲，当时已经陷入了“红海竞争”，毛利率越来越低。
乐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洋：2014年以后，我们觉得公司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可能接下来5到10年是我们生根的一个领域。
没有利润，陈学强和刘洋不得不重新规划企业方向。由于几年来，他们公司在通信领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技术，也拥有一支研发队伍，因此，两人决定围绕移动通信领域，开展新的业务。
此时，正值我国大力发展自主研发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陈学强他们公司凭借过硬的技术，也参与到了其中。
当时国际上已经运营的卫星通信系统是国际海事卫星系统，为了研发中国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陈学强他们需要配合天通一号卫星和上游的芯片公司，生产出终端设备，也就是可以应用于军事领域和民用救援领域的卫星电话。
刘洋：我们国力强盛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要做更好的电信基础设施，不光是地面，还有海基，还有天基，现在这个卫星就是，很棒的一个能够推广广泛领域的天基系统。
从2014年底到2016年10月份，经过两年的努力，他们突破了射频技术、高低温极限等方面的技术难点，完成了终端产品的研发，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台卫星电话，并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相信不久以后，我们就能看到卫星通信终端的单兵装备。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经和电信企业进行合作，生产民用卫星电话，今年年底，民用卫星电话即将交付使用。
刘洋：因为我们确实是经过军品的质量体系，和研发这个过程，这样它整个带来终端的可靠性和防护性能，还有包括通信能力上的话，这个应该远远领先于普通市面上的产品，所以反过来，我们做的军对我们的民，有很大的促进，我们把军的体系和能力带过去，对这个行业可能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半小时观察】
采访中，我们发现民企的潜力和活力不可低估，从国际市场来看，军工实力位居全球首位的美国，他们的军工企业中近90%都是私营企业，军民融合高度发达。在我国，随着军民融合成为国家战略，“民参军”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不过在这里我也要做个提示，目前“民参军”基本上都是“三自企业”，就是自筹资金、自主研制、自主开发，风险不小，“入行”要谨慎。在“民参军”热中也要有自己的冷思考，科学评估，不要盲目上项目。
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9月16日报道 日媒称，在中国，出门不带现金的人正在迅速增加，因为智能手机结算已经在中国广泛普及。随着手机经济圈的迅速扩大，消费和金融服务的方式也在明显发生变化。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9月11日发表题为《中国人出门不带钱反而花得更多了？》的报道称，在中国，不仅是购物，从共享单车到医院挂号再到公共缴费，日常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都支持手机下单和支付。据《北京青年报》调查，超过70%的网络用户回答：“现金已并非生活必需品”。
一项针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用户的调查显示，平时随身携带的现金在100元以下的受访者占40%（26%不超过100元人民币，14％完全不带现金）。中国调查公司艾瑞咨询统计显示，不含银行服务，中国移动支付2016年达到58.8万亿元，猛增至上年的约5倍。其原因不仅有信用卡在中国普及缓慢，还包括政府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服务一直显示出宽容姿态。
报道称，即使是很小的店铺，只要生成二维码，无需读取设备即可收款，如此便捷的条件正在推动手机支付的不断浸透，形成了支持店铺增加、用户也随之增加的良性循环。在香港生活的一位20多岁深圳女性表示，“我回到内地时完全不用现金。手机支付非常方便，几乎没有人因为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对要不要使用感到犹豫”。
最近，在菜市场摆摊的小贩也贴出了付款用的二维码，过年时亲戚朋友用手机发红包互赠压岁钱也变成了习惯。武汉一名30多岁地女性表示“很多餐厅和便利店都不愿意收现金了”，随着手机支付的普及，店家似乎开始觉得用现金还得找零钱，太麻烦。最近甚至出现了通过手机预约美容师和网络医院等服务。
日本冈三证券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后藤好美指出，手机支付服务的扩大正在明显提升中国人的消费频率。后藤尤其关注骑着电动车送餐的网上外卖服务，据悉，一些人以前每天只会去实体店买1次咖啡，但现在很多人会通过外卖每天点很多次咖啡。
实际上，自2016年下半年起，餐饮消费额的增长率呈现增长态势。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网上订餐APP的用户人数截至6月比2016年底增长了41％，总数近3亿人。与此同时，手机支付带来的庞大消费增加了IT企业的投资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