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一个“洋房客”和“房东”的故事。
中学教科书里告诉我们，明朝时一群葡萄牙人借口晾晒货物，贿赂了中国的地方官员，从此留居澳门。也就是1553年，明朝嘉靖三十二年，澳门开埠了。
国内有些书籍、媒体以此作为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的开始。
事实上，历史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澳门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
01
葡萄牙人登陆澳门。15世纪开始，欧洲人进入大航海时代，而开路先锋就是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多次想在中国东南沿海寻找落脚点。一开始采取的是武力强占的方式，而当时的大明帝国可不是软柿子，广东屯门和西草湾两次交锋都以葡萄牙人的惨败收场。
葡人这才发现，明帝国的国力几乎可与整个西方抗衡，仅在这个帝国边陲的广东省就驻有多达13万军队，比整个葡萄牙全国的军队还要多。葡萄牙人认识到用直接的武力扩张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他们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1572年的一次偶然事件，让葡萄牙人成了“房客”，中国人则成了“房东”。葡萄牙人本来是想带着500两白银贿赂海道副使，为他们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提供方便，但当时有其他官员在场，海道副使只好把葡人的贿赂说成了给国家的地租。从此，葡萄牙人只得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
海道副使是明代在东南沿海省份设置的管理地方海上防务的省级官员，在广东地区海道副使还兼管贸易和外交事务。
“洋房客”住进中国并不能随心所欲，明政府把澳门地区纳入了行政海防双重管理之下。其行政上隶属于香山县，因此香山知县对澳门的行政、司法、田赋、地租、治安等事务拥有管辖权。
同时，由于澳门是一个海港，也归海道副使管理。为了防止葡人不安分，明政府还在香山县与澳门半岛的咽喉处设立关闸，派兵驻守。
图为位于澳门半岛西面的澳门内港码头
而这位“洋房客”也积极服从明政府的管理，遵守中国法律制度，很少滋生事端。鉴于此，当地官员也就默许了葡人内部进行自治，按照他们的法律制度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儿。
这可以理解为一群葡萄牙人租了一块中国的地儿自己建立了一个侨民社区，成立了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进行内部管理。这种管理是以不违背中国法律，不对抗中国政府，不损害中国利益为前提的葡人自治。
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但永历政权势单力薄，朝内不少士大夫请求朝廷借兵葡人。
澳葡当局竟组织了一支300人的队伍，用“西洋铳”在桂林战役中打得清军铁骑大败而去，因此也得罪了后来统一全国的清朝政府。通过传教士汤若望说情，并献上降表和巨量财物，葡人才获得清廷的宽恕，一切按照明朝旧制对待。
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记载，“五月二十五日，大清兵侦兵变，积雨城坏,环攻桂城,吏士皆无人色。涟负创,奋臂呼,督师抚按,分门婴守,用西洋杭击中马骑。寻出城战,奋勇击杀,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耘括署米蒸饭,分哺之,士卒俱乐用命。明日,复出战,大清兵旋去。”
02
清建立后，澳门仍归香山知县管辖，由于当时交通困难，香山县城到澳门不便，知县一人忙不过来。雍正八年（1730年）增设香山县丞（可以理解为副县长），香山县丞驻关闸以北的前山寨，专责澳门事务。
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澳门的正五品官员“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简称澳门同知，香山知县仅为正七品，可见清政府对澳门的重视），驻扎前山寨。
而香山县丞就变成了澳门同知的下属，移驻关闸以南的望夏村。当年第一任澳门同知印任光一上任就针对葡人颁布了《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
乾隆十四年（1749年），澳门同知张汝霖与香山县令暴煜共同制定了《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对葡人的居住区域、贸易、住房、纳税、宗教等各项事务都作出了详细规定。
而这位“洋房客”在此期间仍是遵纪守法，不敢造次。
葡萄牙这个“洋房客”历经明清两代一直安分守己了278年，到1846年，葡萄牙人留居澳门的实质才发生改变，演变为殖民澳门。
03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孱弱暴露无遗。
1845年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自说自话地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次年派来强悍的总督阿玛勒(Joao Ferreira doAmaral)大肆扩张葡人租居地的地界。
本来葡人只留居在澳门半岛的中南部，阿玛勒到任后竟下令将地界向北一直扩展到关闸（就是前面所说的明朝设立的军队驻守地），其后不断扩张地界。
到1873年把澳门周边的外岛如凼仔岛、路环岛及附近水域统统吞并，大体奠定今天澳门地区的格局。
这个丧心病狂的殖民者为了扩张地界，甚至把几百座华人坟墓强行迁移或毁坏，导致不少尸骨被扔入大海。阿玛勒得寸进尺，开始对华人征税，并派人封闭澳门海关，驱赶澳门县丞。
到了1849年，清政府在澳门的管治权在事实上已基本丧失。
然而贪婪的葡萄牙人除了在事实上侵占了对澳门的管治权，更企图将这一事实在法律上确定下来。
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给葡萄牙人带来了契机。这年夏天，法国人在葡萄牙招兵买马，外界风传，葡人将拿澳门跟法国人换法属刚果。
葡萄牙人也声称，因未与清政府缔结条约，故而可以不守中立。清廷担心澳门落在法国人手里，对广东形成威胁。
而另一边，英国人也不想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法国占领香港旁边的澳门，对自己不利，转而支持葡萄牙人管理澳门。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一方面劝说大清尽快和葡萄牙缔约，防止其他列强占领澳门，另一方面又劝说葡萄牙尽快取得管理澳门的法律依据。最终在赫德的引诱、欺骗和威胁下，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与大清签定《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在法律上承认了葡萄牙对澳门“永居管理”的权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在法律上对澳门地位做出规定的条约。
清政府丧失了对澳门的管辖权，葡萄牙才真正从法律上确立了对澳门的殖民。
图为1887年中葡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04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呢？
首先必须明确，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没有今天的国际观念，他们不懂所谓领土主权、国际法、国际惯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统治者来说，一群外夷在一个海岛上建了个居留点和某个少数民族在大山里建立一个山寨并无本质区别。只要对朝廷恭顺即可，这些外夷守法纳税，危难时刻还出兵勤王，比之西汉封国、唐末藩镇不知道忠到哪里去了，朝廷有何理由不让他们存在呢？这就是当时的历史逻辑。我们在理解这段历史时，不能把今天的主权国际法观念代入，那样就是完全抛开了历史情景，无法真正理解历史。
其次，明清两代统治者允许葡萄牙人留居澳门有着政治、经济、军事三重考虑。从政治上讲，“怀柔远人”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汉唐时期，匈奴、突厥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内附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化外之民”内附为“臣民”不乏先例。“怀柔”的前提是“远人”能够顺从天朝，这点葡萄牙人完全做到了。“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允许恭顺的葡人留居澳门，正好反过来证明自己是开明得道的政权，这恰恰是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逻辑。
语出《淮南子·泰族训》，“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诸侯；诸侯得道，守在四邻；诸侯失道，守在四境。”
从经济上讲，与少数民族“互市”也是中国古代的常态。嘉靖八年（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就曾上书明廷：“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请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允许葡萄牙人留居澳门，为中国向西方打开了一个小窗口，既可以增加关税收入，又可以发展经济，何乐而不为。
从军事上讲，当时明清政府先后都有“以夷制盗”和“以夷制夷”的想法。明清两代政府都曾为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大感头疼，鉴于葡人船坚炮利，明清两代政府都曾多次利用澳葡当局的军事力量围剿海盗，效果明显。而从西方大航海时代以来，企图到中国沿海寻找留居点的并非葡萄牙一家，荷兰、西班牙、英国都曾踏浪东来，企图在中国沿海寻找据点。而前文所说，葡萄牙人在天朝眼中就是“藩篱”，以“良夷”驱“恶夷”，作为天朝屏障，无可厚非。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国舰队曾强行登陆澳门，最终在清军的威逼下，自己灰溜溜走了。次年，两广总督百龄亲自巡视澳门，要求葡人增修炮台，加强防御，防止英军再次来犯。
05
我们如何理解居澳葡人拥有自身的市政机构和军队？
葡萄牙人留居澳门的头些年，由葡萄牙商人组成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直到1583年，居澳葡人根据中世纪的市政组织，通过内部选举成立了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是居澳葡人的最高权力机构，管理澳门葡萄牙社区内部的治安、市政等事务。1623年，葡萄牙印度总督派来了第一任澳门总督，掌管军事。居澳葡人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在居留地一些海岸设置炮台。但无论居澳葡人的机构如何不断健全，都是以服从中国官方管理为前提，而且他们只能管理葡人内部事务，一旦涉及华人，必须听任中国官员裁决。
如果按照今天的国际法标准，一国在另一国内设置官员、驻扎军队肯定已经严重破坏当地国的主权。但我们回归历史情境去看，澳葡当局拥有自己的市政厅和军队这些事情是封建统治者知道并认可的。问题很简单，云南土司的山寨也有自己的政权、内部法律和军队，在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体系下，只要地方服从朝廷管理，就可以合法存在。只要服从中央，承认自己是天朝的臣民，不是叛军更不是“另一国”，那么这个政权和军队说到底就是天朝的地方政权和军队。前文中，百龄要求葡萄牙人增设炮台防卫英军，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在统治者眼中，葡夷既是合法良夷，拥有军队自然是履行“代守疆土”义务的必要条件之一。
06
划重点！无论在古代统治者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事实上，直到1846年之前，葡萄牙都没有对澳门进行殖民统治，而仅仅是租居于澳门。葡人得以租居的前提是其遵守中国法律，服从中国政府管理。
明清两代政府都在澳门设置了体制完善的管理机构及官员进行有效统治。在葡人服从中国政府管理的前提下，中国官方允许葡人设置自治机构进行葡人内部的自我管理。
从1846年阿玛勒上台后，中国政府在澳门的管理权开始遭到破坏，直到1849年，完全丧失了对澳门的管辖，澳门在事实上沦为殖民地。
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定，使得中国丧失了对澳门管辖的法权基础，但葡萄牙并未取得澳门主权。
图为19世纪澳门港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