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策】汤继强：中国经济还有坚强的后方--给力的西部

 【凤凰网财经国子策第58期】

本期嘉宾：汤继强，西财智库总裁（CEO）、首席研究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各国似乎都站在了十字路口，面临“全球化”或是“逆全球化”两个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逆全球化”阵营正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大幅度提高关税制造贸易摩擦，期间，美联储加息预期影响显现，人民币、土耳其里拉等多国货币汇率大幅下跌，阿根廷比索汇率暴跌近50%，全球经贸合作不稳定、不确定、低预期的特性显著增强。

当前，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正步入关键期，今年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中首次提出“稳中有变”，重点强调和推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个方面工作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改革压力交汇，一些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开始出现，试图做空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

我认为，无论世界经济形势如何变幻，中国仍有“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力量继续存在。从区域发展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发展韧劲强、潜力大、后劲足，作为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大后方和回旋空间，将为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具体分析来看：

尽管沿海地区经济出现低增长苗头，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强势，我国经济发展重心正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渐次过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地区。但随着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开始强势崛起。

201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位列三甲的省份分别为贵州、西藏和云南，增速分别为10%，9.2%和9%，均位于西部地区；西部龙头城市成都、西安经济增速均为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回顾过去五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省份在GDP增速前10位的省份中，众数、中位数和平均数均接近7，中西部地区省份增速位列全国前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一些东部沿海省市的经济增速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天津市曾在2014至2016三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前四，但今年上半年增速仅为3.4%，全国垫底。虽然天津仅为个例，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已成趋势，应关注和警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动能的重塑。

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均衡恰恰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西部经济一体化趋势出现，“T”型经济带轮廓初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部地区渐次过渡，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内陆的成都、重庆、西安、昆明经济发展速度引人注目，成渝两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强两极，先后开建国家中心城市，西安新近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西南中心城市昆明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如果横向把成都重庆相连，再延伸至贵州、湖南，纵向把西安、成都和昆明相连，一个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直接覆盖中西部几省和一个直辖市的“T”字型经济带显现。

从统计结果看，近年来T 型经济带已经成为中国内陆最具活力的经济带，成为与沿海三大经济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并驾齐驱的中国经济“第四级”，极大地推进了西部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外经济高频互动，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回旋空间和能力，对推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中美正面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泥沼，而亚欧大陆的联系和经济合作将愈发紧密。随着中非合作向更深程度发展，联接非洲的“泛欧亚”大陆经济区将焕发生机。我国西部地区作为泛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同南亚、中亚、中东、欧洲、非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继续巩固和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动能相互置换，最终实现国内区域经济的动态均衡，支撑我国经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为我国全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下一步，应聚焦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际贸易和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三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内外部基础设施联通。西部地区应该进一步完善陆路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重点规划与建设航空基础设施。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水运为重点方向，加快促成以“T型经济带”联接的西部各省份主要城市的经济一体化。西部地区山脉纵横、路陆条件较差，应优先发展“干线+支线+通航”的多层次航空体系，进而以成都、重庆、西安、贵阳等省会城市的航空基础设施为枢纽，构建联通泛欧亚大陆的“空中经济带”和“空中丝绸之路”。此外，还应加强新疆、西藏等边境地区同南亚、中亚的交通基础设施互通，推动中尼公路、中缅铁路、瓜达尔港等公路、铁路、港口的规划与建设，全面深化同泛欧亚大陆中西侧地区的互联互通。

二是强化同泛亚欧国家的产能合作。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泛亚欧各国同在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中均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工业基础强，制造业优势明显，西部地区应大力引进他们的高技术、高价值、高水平产业，共同推动重大化产业项目在西部地区落地，带动西部地区就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不断推动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中南亚、非洲等国家原材料资源丰富，人力成本相对较低，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很大。应加大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的产业走出去到这些国家，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价值增值。西部地区通过“引进高端”，合理安排对外国际产能合作，实现“腾笼换凤”。同时，泛亚欧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种类齐全、门类丰富，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四链完备”，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充分抵消其他经济体某些类别“产业霸权”带来的威胁。

三是增强泛亚欧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如今既是一个新型全球化时代，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时代。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和数据技术，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通过数据打通区域间壁垒，同欧盟、俄罗斯、中南亚、非洲各国共同推进“泛亚欧自贸区”，充分发挥重点城市和地区的优质资源，如成都世界级新经济聚集区、贵州世界级大数据中心、中东石油能源中心、俄罗斯天然气能源中心等，建立适应新经济业态、新产业格局、新发展模式的洲际经贸合作体系和机制。亚欧大陆两侧工业基础好，发展水平高，而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处于“经济凹陷”地区，贫困区域和贫困人口较多。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必将促进区域内的经贸合作、要素流动、基建扩张、资源互通和产业互动，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活力将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我国西部也将由此受益，广袤的农村地带和贫困地区将大大消减，有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由此看来，发展动力强劲的中国西部地区不仅是平衡和均衡我国区域间经济差异、推动我国经济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必须手段，同时也是化解“逆全球化”风险、构建新型全球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西部的崛起，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广泛的亚、欧、非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以泛亚欧为中心的“新全球化”阵营，这将为消灭贫困，消灭不平等，消除数字鸿沟，增进包容开放程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支撑。

一句话，给力的西部正在成长为中国经济新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