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怎么保增长：快改革=高增长

文/邓新华

最近，微信上流传说，中国不一定还会守住某个增长目标，因为守住增长目标有可能带来较大的经济风险。消息不知真假，但消息流传者的心态、思维惯性，却非常值得考究。

中国到了放弃高增长目标的时候了吗？根本没有。

还有数亿农民在农村，过着较低水平的生活；城市人的就业、发展也不太顺畅；社会流动性降低；未来中国还要承受沉重的养老压力……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来解决。

经济高增速确实会产生新的问题，但毕竟解决了大部分旧的问题，并且，新问题和旧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比如，今天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居住问题、财产增长问题、健康服务问题，而改革之前，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如果没有发展，人们只会停留在低层次的问题里。

以台湾地区而论，在“反服贸”运动中，不少人就提出来，台湾不需要经济高增速。台湾真的不需要经济高增速吗？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我知道什么叫三餐不继，我了解当……经济衰退时，它不只是冰冷数字的GDP滑落，而是很多穷人的家庭没有去处，很多穷孩子筹不出学费。”

经济增速下滑，对穷人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它不会带来所谓的舒缓舒心的生活，而是会带来一大堆问题。

当然，未了维持某个经济增速目标，以宽松货币、宽松财政来刺激经济，这只会造成虚假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会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反倒埋伏下更大的风险，这使得“保增长”这个词带给人们厌倦感。

然而，谁说了增长只能靠“保”？

增长还有另一条路，就是靠人们在市场中干出来。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深知经济增速的重要性。一旦经济增速太慢，他就会表达不满，要求改革“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中国进入改革快车道，市场化让经济潜力激发出来。

人们大概忘记了，在改革红火的年代，除了个别年份，经济增速经常都在10%以上。这是真实的增长，人们的收入增加很快，获得感很强，社会流动快，普通人有较多的上升通道。那个时代，当公务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商海吸引了无数精英。

反倒是进入“保增长”的时代以后，经济增速一路下滑，人们几乎不再相信经济还能重回两位数的增长轨道。

而一旦说及增长，很多人就想到“保”字，似乎不靠政府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保”，增长就一定会下滑。

这其实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思维习惯。在这种思维习惯里，“快改革=高增长”被遗忘了。人们似乎忘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从何而来。

更忘了，向各级政府施加增长压力是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利器之一。

这才几年时间？

改革乏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快改革=高增长”的快速遗忘。

实际上，增长靠“保”，根本就“保”不出来，只能靠改革出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举个例子，以当下而论，比如放开金融牌照管制，民间金融活跃，马上带来极大的经济增长；自贸区加大贸易自由度，马上带来巨大的增长……这些增长根本不需要政府花一分钱来“保”。

如果中国放弃高增长目标，只怕改革的动力会更加乏力。人们会把增长下滑带来的问题，当成“必要的代价”，而惰于改革。实际上，那代价一点都不必要。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不再守某个增长目标，从好的方面来说，意味着对刺激政策的决绝，看起来告别了“保增长”思维。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恰恰说明了“保增长”思维深入骨髓。

如果忘了向市场要真实的增长，放弃“保增长”又能如何呢？（原刊公号：经济学家告诉你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