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哥看盘】麻将恒久远，幺鸡永流传

大陆在1949-1978年期间，大赌小赌都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但那种“命不由己”的恐慌，却并没有削减丝毫半分，反而在建国后一场场的运动中，进一步浸透中国人的灵魂与骨血之中。工农业剪刀差下的农民，十年浩劫里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里的知青，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他们感触最深。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骨子里的赌性，一旦宣泄，便是喷涌的火山。精明的友邻嗅到了这股澎湃的赌欲，朝鲜的罗先市、缅甸的迈扎央，韩国的济州岛，俄罗斯的阿穆尔，围着中国开了一溜儿赌场，甚至有媒体戏称“赌场围剿中国”。

而近水楼台的澳门，2017年的博彩收入已经接近拉斯维加斯的5倍（332亿美元 vs. 71亿美元）。

但是出境毕竟繁琐，寻找到市井平民也能参与的玩法，才是群众们的当务之急。早在民国时代，流氓赌棍们在设计一种新式赌博方法时，就总结出一套经验，即就是好的赌法，通常必须具备四个特点：

一是赌注门槛不高，普通人也能上车，能够借钱加杠杆更好；

二是玩法简单易懂，但又透着专业性，好让赌徒觉得通过钻研，就可以战胜庄家和其他赌客；

三是要有造富效应，派彩的赔数高，让穷人有一夕致富的希望；

四是表面上要非常公平，赌客输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或技不如人，下次照来不误。

用这套方法论来设计赌场，在当前已经是不可能了，但聪明的中国人民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满足这四个特点的场子，都变成了赌场。

在股市，他们把用来给实体企业融资的交易所，变成了全球散户最多、换手率最高、韭菜最茂盛的沃土；

在楼市，他们跟央行对赌货币政策，在一轮轮调控中把战火从北上广烧到全国；

在币圈，他们创造了全球90%的交易量，各种山寨币空气币传销币数不胜数......

围观的群众，不会诘难这些发财或失意的赌徒，只会问：下次能否带上我？

中国人这些年笃信的一句话，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

“命”既然无法自己掌控，那就得靠“运”让自己翻身看，至于积德和读书这两个选项，只能暂时靠边站。

当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小时，孤注一掷试一试运气，就成了全民的精神寄托。

王首富曾说过：富贵险中求，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这些年咸鱼翻身的所有姿势，都在这句话里。

2018年6月，来自湖南农村的证券经纪人彭云，因为炒股亏损欠债40万，选择在深圳的一间出租屋里烧炭自杀，年仅29岁；

一个月后，一位身价比彭云高不知道多少倍的中年人，在风景秀丽的法国，面对一堵矮墙没收住脚，“意外跌落，重伤身亡”。

十赌九输，古人诚不我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赌输了都得一键清零。

“赌国运成功的人，有曾被亏待过吗？”但这句话没有谈到的，是那些赌国运不成功的人。

对那些首富大鳄们来说，眼前那堵矮矮的墙，似乎可以赌一把轻易地跳上去，来欣赏到别人见识不到的美景，但如果没控制好力度和姿势，迎接他们的就是墙那头的万丈深渊。

1948年的冬天，平津和淮海的硝烟正浓，无论是喜欢麻将怡情的教授们，还是经营赌场发财的流氓们，都发现自己必须要面对一场历史大赌。

12月15日，北大建校五十周年庆，此时北平城已被林彪的部队围的水泄不通。在校庆纪念会上，校长胡适发表讲话，此时城外响起激烈的炮声，胡适面色不改，将简短的发言作完，便匆匆赶赴南苑机场，与陈寅恪等一同飞往南京。

目睹此番场景的季羡林，做了几句诗：“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

其实挽留和争取胡适的人，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例如他的得意门生吴晗，曾经数次登门拜访，恳求胡适留下；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是胡适的同乡和密友，受地下党所托多次挽留胡适；而胡适夫妇的小儿子胡思杜，也不肯跟父亲上飞机，胡适只能给他留下一箱财物，父子从此诀别。

15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两天后，肖劲光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攻占了南苑机场，傅作义的部队在东单紧急修了一条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载有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飞机，从这条狭窄松软的临时跑道上起飞，驶往南京。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撤离北平后，恳请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飞机，点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飞机穿过炮火连天的半个中国返回南京，在机场恭候的胡适满怀希望地要同老友会面，然而机舱门打开后，几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

12月28号，南京派来接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架飞机驶离北平。挥别故土的，拒绝离去的，都已经完成了对各自命运的押注，买定离手，等待他们的是时间的答案。

南方上海滩的大亨们，抉择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杜月笙决意奔赴香港，而与他合开181号赌场的黄金荣，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选择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宝树云号客轮，顺着黄浦江，驶出吴淞口，26天之后，陈毅的三野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夜间睡满了南京路。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削瘦的陆先生离开上海，在香港海关入境处，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毡帽：一个时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适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杀，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们的命运：在胡适梅贻琦离开后，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北大的吴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终结，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随他西去。

在吴晗去世的同一个月，曾经与胡适一起离京的陈寅恪先生（后来选择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在遭尽折磨后溘然长逝，临终遗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绝登上南下飞机的学生兼同事饶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杨振宁、李政道老师的老师），则在1968年悬梁了断余生。

同样婉拒胡适邀请，坚决不飞南京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位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宝级史学家，在1949年5月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胡适“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规劝他“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1966年后，陈垣虽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得以善终。

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选择留陆，13位选择赴美，9位选择赴台，他们的结局往往迥异。

而对于整日焦虑的中产来说，他们炒股炒房炒p2p，看起来是赌博，本质上却是绝望。他们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那辆时代的列车已经拉响汽笛，车轮开始缓缓滚动，自己却连一个站票都没买到，如果不疯狂抓住一切机会奋力一跃，又能如何？

1992年8月，120万人拿着370万张身份证涌入深圳，疯抢新股认购证；1993年2月，疯狂的炒家涌入海南炒房炒地，600多万人口的海南省一度有2万家地产公司；2007年8月，追赶牛市的人群在券商营业部前排起了长队，而在几年之后，他们又把队伍转移到了售楼处和民政局前。

这一幕幕的疯狂和绝望，拼出了国人赌性所滋养出的全部图景：底层赌命，中产赌财，富豪赌国。

中国投机史里所有的崛起与毁灭，都在这十二个字中出没。
前两天，小道消息传言，帝都传来鞭炮声，持续几十分钟，昨天的一些机场………………

赌国运的时候…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