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受害儿童的牺牲，是否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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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疫苗。没有哪一种疫苗能提供完全的保护，而又完全没有风险。”

——《法学家》 杜仪方

疫苗事件已经刷屏了。 

在相关事件以及指向监管部门的连篇赘述之外，随着疫苗事件的逐步升温，公众针对疫苗本身的疑问也不断接踵而来，甚至短时间内涌现出了大量“疫苗就是西方的阴谋，不要给孩子注射一切疫苗！”的非理性声音。

自称中医的网民将本次事件的矛头直指疫苗本身，乃至西方医学。

然而事实是，与“西方恶意使用疫苗毒害中国孩子”的谣言无关，即使是完全合格的疫苗，也存在造成受接种对象死亡或者后遗症的可能性。这一现象被日本被称为“恶魔抽签”（悪魔のくじ引き），因为谁也无法预测到合格疫苗背后的风险概率究竟会落在何人身上，谁会不幸被抽中恶魔之签而祸从天降，这与保险概念中“无法预测的风险”不谋而合。

1 “没有人有罪，疫苗致死是恶魔作祟”

从精算师的职业角度来说，恶魔抽签是一个概率问题，而合格疫苗致死致残的概率众说纷纭，不同疫苗带来的不良反应也不尽相同，如世卫组织估算恶魔抽签的概率为“250万分之一”。

与“250万分之一”对立的是，各个国家获得的疫苗不良反应案例数字每年至少以数十件计，远超这一概率，且不少国家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受害者家庭组成联盟倾诉着自己的不幸：轻则高烧不退，抵抗力下降，经过数日甚至数月的抢救与治疗才得以幸存，重则感染乙肝、艾滋等传染类疾病，或者至瘫，至残，终身无法挽回。这些家庭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承受着失独不幸与经济困难的双重打击。

中国山东的恶魔抽签受害者 王昭洁已经7岁，却连喝水都要父母用针管注射到嘴里。

而在一旦降临就会摧毁一个家庭的恶魔背后，又是百日咳、小儿麻痹症等疫苗给数万倍家庭带来的健康保障，这种明显的利害关系使得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建立了非常完善、近强制性的新生儿疫苗接种制度。

一旦认可了这几近残酷的概率逻辑，就又涉及到更为复杂的政治伦理问题——

这种致死致残的危险性如此稀有，根本无法对冲在整个社会强制推广预防接种带来的利益，而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那抽签选中这些孩子就不是恶魔在作祟，是现代社会默认的“为了社会的利益而献身”的牺牲品。

日本恶魔抽签受害者称“我的生命与大家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最早提出这一逻辑的，是拥有完备防疫统计体系的岛国日本。“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的念头像恶魔一样寻找牺牲品，如果这一做法无法被避免，那建立在受害者牺牲之上受益的全体国民（乃至国家本身），必须为他们的牺牲负责。因而，日本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建立起了对疫苗牺牲者的补偿措施。

能够对抗恶魔，安抚疫苗牺牲者家庭的，就是保险。

2 “一旦出现受害者，立即进行赔偿”

在中国的疫苗事件发生以后，公众舆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应激反应，与疫苗相关的话题迅速发酵成为社会热点，甚至有些家长开始抵制疫苗，尽管有人比对了美国与日本的疫苗受害者赔偿方案，但然而鲜有人提及背后的真相——该类赔偿大部分都是通过保险直接支付给受害者或者间接支付给医药公司的。

应对疫苗事件的恐慌实际上是风险被过度放大的表现，人都会趋于放大未知风险的恐惧，这是人之本性。因此，正是因为风险的存在，作为社会的一员才需要保险去对抗风险。以日本为例，疫苗受害者获得保险赔付的背后有国家宪法第13条、第14条与第25条背书，更有专门的《预防接种法》给出详细的保险赔付指导意见，才有了以下详细赔偿例判：

日本1981年东京法院作出的例判。

从这份判决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疫苗受害者有《厚生年金保险法》作为后盾的的详细残疾等级认定与失能赔偿，不仅在不幸身故时有定期寿险性质的一次性身故补偿，而且根据残疾程度与受害者后遗症的延续时间，设计出了能够支援其家庭的详细补偿方案——

不论疫苗本身是否“有毒”，只要能够认定损害发生是由预防接种行为导致的，都应由国家健康保险或疫苗生产商投保的保险公司进行给付。

保险的补偿范围根据损害的轻重程度包括：医疗费、住院津贴、每年发放的残疾儿童养育补助（至儿童年满18岁）或残疾人补助（18岁以上）、一次性死亡补助金、丧葬费、每年发放给受害者父母的精神损失费等。

3 “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孩子，但是...”

几乎所有的父母在面对自己的子女时，心态都会是自私的。

“恶魔抽签”的受害者家庭，即使知道自己的子女是为公众利益而做出牺牲，倘若时间能够倒回，也绝不会将自己的孩子献到祭坛之上。

然而风险尽管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测算，终究无法杜绝个体的切肤之痛，更何况正常疫苗的“恶魔抽签”或许能够为社会所容忍，疫苗厂商造假的“恶棍抽签”造成的损失，却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忍气吞声。

不借助保险对这些家庭进行补偿，有违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