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阳：国际贸易新格局下该采取什么政策导向？
凤凰网财经9月15日讯 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和凤凰网财经联合主办、舍得酒独家支持的“SAIF金融E沙龙”于9月15日下午在北京举办。行业重磅嘉宾共聚一堂，就“国际贸易新格局与全球投资新机遇”这一主题进行观点分享及深入探讨。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MBA项目副主任李晓阳在会上表示，国际贸易正面临新格局，在此背景下正确的政策导向是避免采取一刀切，同时降低门槛，取消壁垒，一视同仁，鼓励竞争。“其实中国崛起是一个必然的事，因为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三个话题。第一，我对国际贸易新格局的看法。
大家可以看到，加入世贸之后，比如2003、2004年之后，大量外资银行或者外资的投资人开始纷纷投资中国的金融行业，美国银行投资建行，花旗投资广发银行等等，这些都发生在2004、2005、2006年，就是加入WTO之后，但是在很多银行上市之前。但是经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这些外国投资人纷纷退出了中国市场，也许有些是因为遭受了金融危机，他们觉得需要回收投资，也许有些是觉得真的是水土不服，比如说磨合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些其实就是双方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分歧比如说广发银行其实是跟浦发、招商在十年前是平起平坐或者名气相当的银行，但是过去十年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而广发银行内部经常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引入了花旗集团这样一个资本，他们的管理方法、公司治理其实是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他们采取了比较保守的一些风险管理政策，虽然在经济危机我们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确实束缚我们发展的脚步。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出，外资对中国银行或者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在加入WTO之后是非常多的。但是十年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很多险资纷纷成为了这些外资退出的接盘侠。所以我们需要反思，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加入WTO之后外资纷纷入华，那么我们中资企业到底还能不能够存活下去，大家都说狼来了，我们企业还行吗？但是也许大家在座的不太清楚，或者印象不深的是，上个月银监会终于取消了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持股比的限制。之前WTO规定只能20% ，现在你可以49%，可以51%。但是我们很淡定，我们觉得so what。十几年前觉得狼来了，但是现在又怎么样呢，我们已经很重大了，我们也许不需要你的资金，也许不需要你的人才，你能带来什么经验。这些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们到底在金融市场或者在整个市场开放得够不够。如果我们曾经开放得还不错，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难道仅仅是让人家投资一笔钱，然后上市前退出吗？这其实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要谈的第二个话题是在国际贸易新格局下我们需要做出的一些政策选择。
首先在过去几年间，2008、2009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做出了很多政策选择，让美国经济其实实现了一个比较罕见或者历史上少有的连续超过近十年的经济的稳步发展的黄金期。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比较饱和，同时GDP增速已经开始往4%甚至4.5%逼近。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地缘政治，比如退出伊核协议，也导致油价上升，油价上升很有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在去年年底开始，美联储开始慢慢的货币政策的常态化，就是说之前为了渡过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了两大比较特殊的货币政策选择。一是降息，把利息降到几乎为零。另外就是扩大资产负债表，拿了大量的美国国债或者住房债券。这两大政策在美国经济慢慢复苏情况下，美联储慢慢要推出这些政策，大家也可以看到新闻，美联储比如9月份、10月份开会的时候还会继续调高联邦基金利率。所以美国经济向好，就业无忧，同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在慢慢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也慢慢上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比较困难的选择。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慢慢接近于零，后来从0.2、0.15慢慢到1.7%，这对中国货币政策提出了很高的考验。中国目前在去杠杆，负债比比较高。所以如果你提高利息的话，也许会导致很多企业还款压力增大，或者很难还上需要还的利息。
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叫泰勒法则，就是联邦或者名义利率水平会跟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跟美国失业率水平息息相关，如果物价上升或者通货膨胀率上升，那么美联储势必会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对中国研究比较大？或者考验比较大呢？在国际经济学中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理论叫做不可能三角。说的是什么呢？一个经济体三者只能选二，这三者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项下的自由流动、稳定汇率。这三者之间只能选两者。
香港本身是一个自由港，选择的是自由的资本流动，一美金比较稳定的能够换7.6到7.8港币。所以选择的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放弃的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像美国、欧盟、英国这些国家选择了这两者，自由的资本流动、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所以他们不把币值稳定或者汇率稳定作为自己调控或者追求的目标。而中国恰恰属于这样一个角，就是中国期望达到一个汇率相对稳定的水平，同时需要保持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加息，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加息是我们银行自己决定的，我们没有必要根据美国加息就一定要加息。中国目前或者暂时牺牲的其实是资本项下的自由流动，很多对外投资或者对外收购都纷纷被外管局审查或者叫停。老百姓换钱或者汇钱也受到了限制。这是比较稳妥的政策选择。
如果大家回忆起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泰国、印尼等国家，当时的情况也一样，美联储加息，但是泰国、印尼不想加息，因为加息会不刺激经济，所以他们选择不加息。在这种情况先，泰铢、印尼盾这些持有者纷纷把当地货币换成美金，导致了由于他们还维持了资本项下自由流动，导致这些国家纷纷把本币换成外币，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导火索。所以大家要记住，目前我们由于国内面临着一些挑战，其实加息的空间不是那么大，所以美联储会一直在加息进入加息周期，但是中国为了应对去杠杆，为了减少债务，所以加息空间不大。这就在货币政策比较受制的情况下，我们要采取其他政策能够来刺激经济。
如果货币政策空间比较小的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政策积极。如果大家关注之前人民银行徐局长的一些演讲，他说其实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两个选择。一，财政部增加支出，比如搞基建、转移支付。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减税，减税、减费其实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很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的配合，当货币政策空间狭小的情况下，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才能够让经济重现活力。
同时在货币政策选择上，我们应该注重至少两点。一，在重大违约事件上需要谨慎，比如说很多地方企业出现了违约，我们需要避免的就是让这些风险能够不会传染到其他经济或者其他企业，避免系统性风险出现。同时，我们还是要稳住汇率，就是人民币可以稍微低一点，但是如果跌破7的话对企业的信心、对居民的信心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三，一定要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不能说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还要紧。如果货币政策比较紧的话，就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同时增加基建或者增加转移支付，才能让中国经济重新提振。
最近还有一个词比较热门，就是结构性去杠杆，债务比率已经达到GDP2.5倍，但是为什么叫结构性去杠杆呢？在过去几年间，很多国企的负债率不降反增，但是大部分私营企业或者很多民营企业的负债率其实是下降的，这导致了很多地方政府和央企、国企他们在加杠杆，但是受伤害的其实是很多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所以我们要很多定向政策，真的要定向，定向到民营企业、私营企业那去。
正确的政策导向其实是避免采取一刀切，同时降低门槛，取消壁垒，一视同仁，鼓励竞争，这永远是一个好的政策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是说中国市场永远是或者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潜力最大的市场。如果有了一个大的市场，如果咱们回顾世界史，为什么说美国经济在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可以打败荷兰、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是一个大的市场。在一个大的市场里有了新的需求，才能促进创新。为什么格力空调等等的竞争优势能不断上升，就是因为他们很好的抓住了中国市场。中国市场规模虽然大，但是分割比较严重。
上海的出租车用大众，北京的出租车用现代，武汉的出租车用了东风雪铁龙，到了深圳，大概率会打到一个比亚迪的出租车。这是芜湖，芜湖的出租车是奇瑞。所以规模很大，但是分割比较严重，有很多地方保护主义或者一些其他的限制政策，导致了很多产品、要素、资本不能够自由流动，你很难想象如果说华为或者所有深圳市、广东省的人只能用华为手机、只能用格力空调，你到了山东就必须用海尔空调，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我们要想象，怎么能够激发中国市场的活力，即使是外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市场仍然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比如华为芯片目前比较领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好几亿人用华为手机，所以市场增大了，就一定会提高企业创新的动力。
最后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全球投资的一些新机遇，也是我们论坛的另外一个话题。
我简单说一个方向，只是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芯片。其实这次贸易战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兴通讯的事件，背后其实就是芯片之争。为什么芯片这么重要？如果大家回去百度百科或者看知乎的话，一个重要的芯片行业的定律就是摩尔定律。1965年摩尔提出，芯片或者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每隔18个月数量会翻一番。大家可以简单的想象成它的计算能力或者存储能力等等。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定律的提出，其实就引领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之前1958年或者60年前，第一个集成电路只有一个晶体管，前天苹果发布了最新手机A12处理器，有69亿个晶体管，据说华为的麒麟芯片超过70亿。所以说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大家的想象。波音飞机飞的快，1958年波音707飞800公里，现在大家坐的波音787也就飞1000公里。
在这个情况下，由于一个行业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就势必对这个行业生态产生冲击。一个冲击就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商业模式改变产生了两种商业模式。一，因特尔，做的事是集成器件制造商，所谓集成是从设计到生产到测试到投放市场，因特尔全包了，大家用的电脑，因特尔芯片，因特尔设计的，因特尔生产的因特尔装到电脑上。另外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无厂半导体和晶圆代工结合的模式，到底听过高通，他们只设计不生产，他们把设计好的交给台积电，富士康并不设计一个手机，就是组装。就是在芯片行业发展速度极快，导致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所以分工自然会兴起。分工会带来专业化，专业化会挑战原有的商业模式。
有的公司什么都做，有的公司只做设计，有的公司只做生产。到底如果还用过其他的芯片，比如AMD，AMD的芯片比因特尔可以说有长处、有短处，一个重要的长处是便宜，为什么能够便宜？因为它不生产，它把所有芯片交给了台积电，台积电只负责生产，所以便宜。
所以分工带来了这样的魅力，而引领分工或者能够看清这样未来发展趋势的人，其实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标的，我们投资要投人、投商业模式，能明白或者能够看清未来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这样的投资才能产生简直。在台积电这个领导者就是张忠谋，他虽然退休了，但确实是台湾半导体行业的教父。但是也许看不起台积电，认为它只做代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半导体它的交付生产力是最快的，因特尔是最慢的。上个月因特尔市值大约两千亿美金，但是台积电市值也达到了两千亿美金。曾经有一段时间，台积电市值是半导体行业市值最高的公司。台积电每年投入25亿美金的研发支出，同时有100亿美金的资本支出。为什么投入这么多？这是摩尔第二定律，大家觉得半导体发展得快，有前途，什么都要用，但是不是每人都能随随便便成功，半导体生产成本每五年翻一番。1970年代，你需要一亿美金建一条半导体生产线。到2010年代，你需要100亿美金才可以建一条半导体生产线。你需要大量的钱，需要把钱交给真正会用的人。
《我不是药神》说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中国仿制药或者印度仿制药的发展很快，但是药的研制非常慢。
虽然说大家都想攻克癌症，但是无数的医药企业花费了无数的人财物都很难找到真正的良药，因为首先你要做大量的临床前研究，还有临床研究，上市之后还要做研究，所以这么长的周期就导致了这个行业需要非常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人才。每一期临床实验其实失败率都非常高，这就导致没有一个药企能够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发明一款真正有效的药，需要花太多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所以经常十几年才能磨一剑，从新药的研发到真正上市，一般需要15、16年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专利制度保护，才能让医药企业有动力进行原创研发。但是研发要花钱，这样一个定律其实是摩尔定律的自我繁衍，什么意思呢？50年代你每花十亿美金可以研发出大概40款药，但是到了2010年代，你每花10亿美金，连一款新药都无法研发出来。这就是医药行业研发的残酷性，你投钱、有人，但其实用处不大，这个行业竞争激烈，你起点比人家低、比人家慢，就很难做出比人家好的原创发明。
但是我国仿制药的现状是这样的，印度做仿制药，比如欧美做原研药或者原创研发药，中国也是医药大国，但是很可惜，只是医药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是做仿制药的原料药。因为原料药中国有原材料可以开采，同时原料药污染严重，很多发达国家没有人愿意做，或者他们环保标准不支持这样的产业。所以这些都到了中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大宗原料或者原料药其实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
当然了，也有很多公司其实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创新的事，比如一个简单的有名的公司叫药明康德，它做这样一个平台性的业务，帮助很多药企或者研发团队来研发新药，就是因为很多药企没有钱、没有人财物能够完成一个完整的研发流程。
跟大家分享两个简单的故事。如果大家要投资，投资方向是怎么样的。一定要关注技术变革和产业的变革，看到这些变革会带来哪些变化，然后思考你所在的企业、你所有的优势，能够让你在这个产业链中做什么样的事。所以你要找到突破口。
最后我简单做一个总结。从一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讲，其实中国崛起是一个必然的事。因为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如果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就可以让这个市场的潜力变得很大。有了大的市场，就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的创新。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