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军、邓海峰：猎物送到家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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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的香港。阳光灿烂，空气里带着些许凉意。维多利亚湾海面轻烟薄雾，去往各离岛的渡轮和快艇如飞般穿梭。

中环四季酒店。六楼游泳池旁的露天水吧，一网红脸浓妆短裙女嚼着无味的沙拉，一边搔首弄姿玩自拍。她隔壁坐着四五位西装男，一本正经聊生意。泳池里立着一位韩裔相貌中年女子，呆呆对着海。

这是比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三季酒店”多一季、名声远扬的“望北楼”。

游走这里的有长年望乡不归乡的各系大佬，野心勃勃的国际掮客、一掷千金的土豪男女。当然，也有乐于自嘲为“金融狗”的中环金领。

朱晓军在泳池边的座位坐下，给自己点了一杯“冻咖啡”。

不知不觉，北京人朱晓军已经在香港生活了16年。乡音未改，鬓角见白。

前几天在香港面试一位90后，朱晓军觉得时间快得不可思议，一晃眼自己就“老了”。

他少年得志，一路走来，总是人群里年纪最小的那个。

27岁时，在北京工作的朱晓军被提拔成光大银行总行信用审查处处长。他代表光大银行去央行开会，其他人颇为意外，说光大银行“太不重视”，派个“小孩”就过来了。

离开北京光大银行后，朱晓军加入德意志银行新加坡分行，后来辗转至香港。35岁时，这位年轻的MD已经是加拿大皇家银行香港分行的Deputy CEO。

2016年，朱晓军辞去汇丰银行环球资本市场的中国业务总监的位置，和在资本市场打拼多年的邓海峰、曾毅刚等一起创办资产管理公司。

过去10年，他总结自己“过早过上安逸生活”，出差是商务舱加五星级，这么多年从香港来往深圳，要么两地牌，要么打车，“只坐过一次大巴”。

创业这一年多，朱晓军从“天上”掉到“人间”，有一次公司年轻同事用飞猪给他订的机票，他坐在飞机最末一排，紧邻厕所。这种待遇他从未有过。

不断“接地气”，不断“还债”，他的头发刷一下就白了。

今年8月8日，朱晓军和团队开户，自己给自己下任务，100天要见100个机构和个人。“哪怕是错了，也能摸索出路。”

今天在四季酒店，离朱晓军给自己下任务刚好差不多100天，他要聊天的对象是我。

蓝海

2011年，朱晓军的合伙人、团队投资总监邓海峰第一次关注到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他不敢相信这些公司如此便宜。

“那边50倍市盈率，这边15倍市盈率。随便找一家公司，都是三倍以上的价差。”

邓海峰当时是上海一家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公司跟上国投合作，发了六期信托产品。2011年产品到期，当时A股估值偏高。相比之下，港股让他心动。

邓海峰研究了医疗、消费领域的一批股票。选行业里最龙头的几家挨个看。基金不到三个月就建完仓。

刚买完，港股就开始慢跌之路。

当时基金重仓做骨科产品、总部位于江苏常州的创生控股，从3块多开始买，一直买到2块，“没子弹了”。

结果股价最低跌到1块68。

“骨科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类就是创伤类产品（包括骨板、骨钉等），主要针对粉碎性骨折等的治疗；第二类是脊柱类产品，从颈椎到尾椎等一系列产品；第三类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关节类产品。创生主要从事前两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当时中国的企业还基本无法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关节产品，但是与跨国公司的产品相比，国产创伤类产品的差距已经缩小，脊柱类产品在迅速追赶，而且价格优势非常明显。”

2011年12月，创生股价跌到最低点的时候市盈率已经低于8倍。

“没什么道理，这就是市场。”邓海峰说。

作为当时中国本土骨科产品的优质企业，当时在美国上市的康辉控股、在香港上市的威高是邓海峰的对标企业。

眼见创生股价一路下跌，邓海峰跑去公司在常州的工厂看。

“看着这家公司厂房添满了设备，生意越干越红火。股价却一路下跌，作为投资者一点脾气都没有。”

看完公司，他又去找创生的老板钱福卿。

钱福卿说：“你第一次拜访公司的时候新厂房里一台设备都没有，现在几十台进口的数控机床已经到位，我这订单是满的，二期很快就全部建成，股价跌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一股也不卖，爱跌跌去。”

2012年，创生股价开始慢慢回升，逐渐涨回到3块。

9月，康辉被美国第二大医疗器械公司美敦力收购，溢价50%。创生股价被带动，升到了四块多。

 “我认为这家公司作为中国本土品牌的领头羊潜力真的很大。当时国产骨科类产品市场份额第一是创生，第二是康辉，第三才是威高。威高骨科做得晚。”

2012年12月，创生突然宣布停牌。随后美国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史赛克（Stryker Corporation）宣布以每股7块5的价格现金全面邀约收购该公司。

这时创生已经成为他基金第一大持仓。

2013年1季度，美国公司史塞克以每股7块5成功完成对创生的收购。

“不知者无畏”

回想起当年创生一役，邓海峰说因为“信息相当不对称”，那真是投资港股大陆企业的黄金时期。

“当时根本就没有中国本土的人去看这些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那就是蓝海。要放到现在，中国这么多研究员，这公司早就被挖出来了。”

初战港股就战绩不菲。邓海峰撸起袖子，打算大干一场。

2013年6月，他和当时的合伙人以内地人身份，成功向香港证监会申请了资产管理牌照。回想起来，他说真是“不知者无畏”。

2015年，基金规模到了2亿美金。

就在这时，他和前合伙人在公司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

 “其实没有对错之分，这是大家看问题角度不同。”

虽然赶上了2012年到2014年那一波，邓海峰认为自己仅仅是幸运一点，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时候，捡到了这个便宜，但这绝不是常态。到了2016年，他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港股了。

“越往后，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如果没有业务的不断拓展，没有AUM，就不能够吸引精兵强将加入。没有一个强大的团队集体作战，就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邓海峰说。这一点和朱晓军不谋而合。

他俩认为，做二级市场投资，要比别人挖得更深、看得更专，一定需要团队作战。这个团队要具备基本经济学素养、财务素养，需要实战的训练，还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既要智商，又要情商。”

邓海峰（左）和朱晓军在河北省正定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大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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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邓海峰研究TMT时，体会到自己作为一名70后对这个领域理解力的局限性和认知障碍。

认知能力和研究员的背景息息相关：

“比如你没有过小孩，你怎么能够理解做父母的感受？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的很多产品最早的用户都是80后、90后，如果没有一手的用户体验，那你就要倾听80后、90后是怎么想的。我们经验相对丰富一点，有一套严密的逻辑判断。你要听研究员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慎用杠杆

朱晓军1971年出生在北京。

他父母文革前从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毕业。朱晓军上小学时，母亲在位于西城区老财政部那栋楼的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小学放学后，朱晓军脖子上挂着钥匙，去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做作业。初中时工商银行成立，他就跟随母亲转到工商银行做作业。

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工商银行的金砖和金库。

朱晓军在工商银行做作业时，邓海峰正在河北涞源县的大山沟里光着脚丫子玩。涞源县是抗日电视剧“狼牙山五壮士”里的狼牙山所在地。

邓海峰比朱晓军小4岁。他父母是文革前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涞源县的三线兵工厂当工程师。

为了能让邓海峰和他哥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父母申请调动工作，转到石家庄一个兵工厂。

邓海峰在石家庄读小学、初中。高考时他考进清华大学金融系。

“父母当了一辈子工程师，挺苦的，当时就觉得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出来赚钱多。就是这么朴素的原因。”

今年8月我第一次在香港见到邓海峰时，正是业绩发布会高峰期，他忙得停不下来。邓海峰单眼皮、高个子，北方腔浓郁。虽然是金融科班，言语间透着种工科男的实干劲。

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邓海峰是价值投资理念的坚定执行者。他对价值投资的理解主要是三点：每个投资决策的依据一定是公司的基本面因素；持有期限相对长一些；投资本质上是做大概率事件。

“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限度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政治形势不确定，股票市场人心更是不确定的。”他说。

在价值投资的理论上，邓海峰说没有谁比谁理念更先进，“关键是你要做到”。

人在压力之下，动作会扭曲、变形，扛不住。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尤其如此。

“股市开盘跌1000点，收盘跌1600点。你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晨，美国说又出事了，一开盘又跌一千点，收盘又跌1600点。讲那个笑话，就说十八层地狱，你以为跌到十八层了，没想到地狱加盖了，底下还有十八层。那是没谱的。”

闯过地狱最底层，最后活下来的，在他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老江湖”。

他说老江湖之所以能活得久，是因为他们坚守了一条重要的原则：“慎用杠杆”。

这也是他无论面对多大诱惑，都严格遵守的原则。“爱亏多少亏多少，反正没有杠杆，就不会出局。”

邓晓峰这些年观察到国内基金经理的一个规律：每年排在前5%的，第二年、第三年大概率会表现落后。但优秀的基金经理，能连续三年排到前30%。

“其实搏谁都会，但是搏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是长期为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创造收益的话，你一定不能搏，你在做大概率事件，你要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所以你是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

90%的时间是痛苦的

“什么叫一个优秀、称职、有诚信的管理层？”今年10月，我在香港第二次跟邓海峰聊天时，他问我。

优秀的研究员除了要看报表，研究公司基本面，还要去认识、调研公司管理层。而认识企业跟认识人一样，“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1+1=2这么简单”。

投资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除了报表里面枯燥的数字以外，有很多是感性的东西，并不能量化。需要研究员用心去捕捉。

不同的人拜访同一家公司，可能感觉和判断都完全不同。

“你要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这样的想法？你要去参与这个社会，光在屋里面呆着的宅男宅女肯定做不好研究员的。”

邓海峰引用优秀同行的总结，说研究员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素质：好奇心（Curiosity）,正直（Integrity），独立（Independence），他认为这缺一不可。

调查企业，也是一个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

然而他承认做投资，“不顺”是工作的常态。因为90%的时间是痛苦的，只有10%的时间是短暂的快乐。

“你想，亏钱时候你肯定痛苦吧。涨的时候老嫌没赚够。这不就是常态就是痛苦吗？可以说是人性贪婪永无止境的体现。”

要完全克服这种本性并不现实。在投资的路上越走得久，邓海峰觉得自己胆子越小。

他每天都在思索，怎么在激进和保守、贪婪和恐惧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市场变幻莫测，经验有时反而变成负担：“赶上一波行情，你经验都是错误的，一帮年轻人，初生之犊不畏虎，反而把一波牛市全抓住了。”

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

在四季酒店聊天时，朱晓军告诉我，同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太太对他“百天见百人”项目的评价是“劳而无功”。我问他，为什么在这个“不算太年轻”的年纪抛下优越的生活来创业，他说：“感觉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个时代。”

朱晓军相信，未来5到10年，中国人均GDP从7500美金到15000美金的过程里，投资优质中国企业的股权，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市场给了咱们中国人了，猎物送到家门口了。”朱晓军说。

外资投行高管出身的朱晓军常反省投行人的弱点：“聊什么好像都能聊，会做的事很少。”他亲眼见过不少“秀才”创业惨败。在他看来，是不是科班根本不重要，关键是能不能接地气、出成绩。

这也是市场给他的考验。

朱晓军去年开始马不停蹄搭团队、申牌照，今年拿到四号和九号牌之后，团队紧锣密鼓发出第一只基金。产品规模2000万美金，主要投资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

管别人的钱，朱晓军和邓海峰如履薄冰。

邓海峰坚决不允许自己犯的两个错误：第一，买垃圾公司，一文不值，就因为它能涨而买入；第二，赌、搏，让投资者和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他深信一个称职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有一种“输别人的钱比输自己的钱更难受的感觉”。在这个基础上，他能做的就是和朱晓军一起，带领团队，尽自己最大努力。

“还是那句话：第一，别给人家亏钱；第二，尽量多赚一点，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