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说 | 40年，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原标题:翔哥说 | 40年，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

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老司机带带你

“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1979年10月4日，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小平同志做了这个要求。

这句话现在看上去很奇怪，但在当时，却是一句让台下所有人都为之一震的话。因为“银行”长期以来都是财政的附属，哪里有什么“真正的银行”。

小平同志说：“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发端。如果说，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那么那次会议所决定的方向，都在1979年陆续细化，撕开一个个曾经封闭已久的计划经济堡垒。

1978年改变潮水的方向，1979年，潮水席卷大地，用赵本山的话说，那就是：“改革春风吹满地”。

01

小平同志也是“做过”银行的。

1939年10月15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黎城山区小寨村，一家银行诞生了，那就是“冀南银行”。这家银行发行根据地的“货币”““冀南票”，同时也服务于根据地军民，为根据地的兵工厂、工农商业提供“冀南票贷款”。

“冀南银行”的筹建工作由129师供给部徐林领导，129师还从抗日军政大学等调来做过、学过金融工作的青年参与筹组。印钞需要纸张油墨，129师的将士还想方设法从敌占区买回大量的纸张、油墨、石版材料。

如果仅仅认为129师只是出钱出人，那是低估了小平同志对银行和金融的看法，他曾经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写道：“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

“维护信用、控制发行量、投入实体经济”，可以说是现代央行-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核心见解了。

“冀南银行”后来和晋察冀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1948年12月1日，石家庄中华北街11号举行了一个挂牌仪式，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华北银行就并入了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成立的第一天就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为1元，最大面额为5万元。那套人民币的票面图案是当时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图画。

不到两个月后的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天后，解放军举行解放北平入城式，人民银行也随之迁到北平，进驻前大清银行旧址西交民巷27号院，将人民币带进了北平城。1928年，民国首都迁往南京，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风光不再，各大银行纷纷南下，西交民巷的银行街渐趋冷落。人民银行的进驻，是中国银行业的新起步。

民国时代，中国曾有“四大银行”：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银行、农民银行随国民党迁台，留下来的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新中国成立后对银行业来了次大规模改造，人民银行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其中中国银行被保留外汇经营管理职能，成为外汇专业银行；1954年，在原交通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承担向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政策性任务。两行的其他业务并入人民银行；1951年国家还组建了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办理支农拨款和贷款并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的专业性银行。三家银行都接受人民银行的管理。

至于私营银行，无论是“北四行”还是“南三行”、“小四行”都在1952年被组合为“公私合营银行”，并在1955-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储蓄部。

至此，人民银行完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即是中央银行，承担发行人民币、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职能；又是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管理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运作；还是包揽所有存款、贷款、汇兑和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三位一体”。

其实，表面上看，人民银行是完成了银行业的统一，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银行的“银行”两个字也是徒有其表。从负债-资产来看，当时人民只有少量现金和存款，再无其他的金融资产。个人存款更大程度上是“爱国储蓄”，而全国的工商业只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和流通部门，没有“利润”，全国没有其他金融机构，也就谈不上货币政策，也就没有所谓的“国民账户体系”(SNA)：生产账户、消费账户、积累账户和国外账户。

人民银行只是计划经济里的短期资金划拨工具，长期资金归财政，没有贷款，也就没有今天眼花缭乱的各种信贷工具和同业市场。说白了，彼时的中国银行系统，不过是财政的出纳，财政的影子。

甚至，连银行自身的独立地位都不保。1970年6月22日,人民银行总行干脆就和财政部合并了，被搬到三里河财政部大楼合署办公，大楼门口挂两块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任了财政部副部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既然是财政的出纳，也就不需要资本金，也没有拨备，更没有贷款业务。银行业在指令下，给当时的国有企业发放短期资金。银行对国有企业提供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季节性贷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贷款，对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提供部分生产流动资金贷款，对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提供生产贷款、口粮贷款和其他生活贷款。

银行成为财政的出纳的后果就是：财政货币化，银行时不时要为财政扩张买单。曾经四次以冻结存款的方式抑制通货膨胀和回收货币。

当然，银行成为“第二财政”，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经济完成重工业化，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完成大型工程。1958年，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为52.1%，轻工业为26.1%，农业21.8%。到1965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达到1446亿元。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总投资达2050亿元。虽然建设了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航天中心、贵州工业基地等一大批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基地，但也挤占了大量资金，后来很多生产基地因为资源枯竭以及战略调整而被废弃。

同一时间，东南沿海地区投资不足，1977年浙江的人均GDP只有区区271元，不但远低于北京上海天津，也低于甘肃、青海、宁夏。不但浙江，当时广东、福建都穷得叮当响。

金融本应该最有效率配置资源，但在指令性经济一盘棋的体制下，银行作为出纳，只能为各大工程出资。

资金配置缺乏效率的表现就如同小平同志所说的“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小平同志说其中一个原因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

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每种产品都是国家计委定下来生产指标，财政拨款，银行给短期资金，生产出来后给国家物资部指标，各地需要物资就找物资部调拨。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就不重要了。这就导致国企的很多产品在会计上是有价的，但值不值这价就不好说了，当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什么东西都总有人要。

没有市场，就无法发现价格，没有价格，就没法给风险定价，没有风险定价就没有金融，银行自身连资本金概念都没有。1949-1978年的银行不过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润滑油，仅此而已。

1979年全国GDP4038.2亿元，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81.0亿，以全国人口相除，人均只有28.8元。财政收入1146.3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523.48亿元。外汇储备只有区区8.40亿美元。

02

1979年是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元年，那一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的体系独立，成为独立核算的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也重新设立，三大银行分别承担经营外汇业务、基本建设投资和扶持农村的任务。1984年，人民银行的商业业务也被剥离出来，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由于工行继承了人民银行原来的商业业务，一下子力压其他三家，成为最大的银行。

此后，人民银行剥离企业和个人信贷业务，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但这一中央银行的职能与现在专司货币政策的不同，它还有资金调拨职能。

并且，当时的四大银行并不是商业银行，而是“专业银行”，还是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指引下，按照规定其承担的任务，对应相应的“经济战线”，也还是小平同志讲的“财政、银行应该支持”国企、地方大项目的发展。只不过“拨改贷”，从拨款改为贷款，但企业已经习惯了伸手要钱，才有当时各地对财政和银行不肯掏钱的抱怨。

银行业的地位如此之低，连当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都不单独列项。

随着银行业的改革深入，以及改革开放后居民和企业越来越“有钱”，在当时缺少其他增值渠道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都转化为了银行存款，成为满足发展经济所需的贷款。

人民银行对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从1980年开始把统存统贷管理体制改为存贷差额控制体制，即“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总行对基层银行由存贷款总额指标管理改为存贷款差额指标管理，不再约束基层银行的信贷总额，只控制存贷款差额。

存贷差额控制体制改变了各级银行过去作为指令性计划单纯执行者的被动地位，拥有了在完成存贷款差额计划的前提下，发放贷款的自主权。但当时银行系统管理的双条线制度，地方很容易就要求银行放贷以支持经济发展。

1985年人民银行再次改革，实行实存实贷的管理体制：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但这引发了各级银行层层自求平衡，同业拆借市场无序性，信贷资金运行更加失控，信贷资金总体上更加难以平衡。

整个1980年代是躁动的，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国有资产货币化，都需要货币和金融的支持。所有单位都把银行当成了钱袋子，而银行也追求规模，在当时风控体系和技术不足的情况下，加剧了信贷冲动。技术落后，数据不能联网，更是造成了大量的多头贷款、跨地区骗贷。

前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在《远离冰山》写道，中国的银行业很容易陷入“增长的迷恋”。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银行为了规模扩张，在贷款指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发放大量绕规模贷款，事后证明，那些贷款绝大部分成为不良贷款。

到1988年，面对过热的经济和高企的通胀，人民银行紧急刹车，对各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采取限额管理的方式，紧缩银根，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

宏观货币政策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银行业也在试点逐步向商业银行。原四大国有银行毕竟是国之重器，历史遗留问题众多，所以改革先从增量入手。

1987年4月1日，时隔30年之后，重建交通银行，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一周之后，深圳蛇口，招商局集团创办的招商银行成立，是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1987-1988年，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元年，除了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还有中信集团创办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

股份制银行在制度竞争、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上都有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了当时四大行外有力的补充。1992年，南巡讲话后，“春风”再次推动了金融业改革，第二批股份制银行获批：光大集团创办的光大银行，上海地方创办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首钢等北京工业企业创办的华夏银行，全国工商联牵头组建的民生银行。

1993年年7月10日，浙江宁波市，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宁波分行、 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四家合资组建的浙江商业银行成立。这家银行是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函〔1993〕118号文、外经贸部 外经贸资审〔1993〕261号文批准成立的浙江省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注册资本金4000万美元。

宁波曾是浙江的金融重镇，从清朝乾隆年间就兴盛，最鼎盛的时候，开在上海的宁波钱庄的实力和规模与几大银行及外国银行相提并论。浙江商业银行的成立，颇有追忆往昔荣光之感。

那一年，对中国的金融业来说，可不是岁月静好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是惊涛骇浪来袭。中国金融业每隔几年就来一次扩张-盛世-危机-整顿的循环，一直延续至今。

1993年上半年，全国金融乱象到了拐点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乱设金融机构，银行开办各类公司，一句话就能贷出成千上万资金，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上头曾接连七次发文，要求收回计划外贷款，但都未取得成效。当时各种骗贷层出不穷，翔哥听闻一件事，有个人在乡镇信用社开张虚假的存款证明，跑到西部地区打点好一切，就能骗取数千万资金，那可是1990年代初，数千万元是天文数字，可西部的某银行行长就是“信”了那份存款证明，也不想想一个乡镇信用社怎么会有数千万的存款？

到6月，狂欢嘎然结束，沸腾的海南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刺破了1990-1992年这轮信贷狂潮。曾经600多万人的海南，最多是拥有着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各地银行、信用社的资金跨区域违规流入，吹起了巨大的泡沫，地产泡沫破灭后，2万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板们被蜂拥而至的银行行长们、高利贷们围堵。侥幸跑回北京的后来又成了地产大佬，而心有余悸的潘石屹，此后谨小慎微，每隔几年就喊泡沫。

泡沫破灭后，海南出现四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讨债的”。

海南当时从全国卷进去了多少信贷，不得而知，但如果危机蔓延真是难以收场，所以7月，朱镕基副总理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命令行长们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

银行行长们从追着老板们放贷，到追着老板们讨要贷款和拆借资金，老板们哭丧着脸求宽限，行长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每一轮信贷放宽松，都是企业以各种方式套贷款的时候，宽松过后，不但银行经营情况出现问题，企业也因债务扩张而在刹车后迅速陷入危机。1994年底对全国2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发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9% ，这个数字到1995年上升到80%左右。其中许多企业流动资产负债率为95%以上，生产周转资金几乎全部依靠银行贷款。全国恶性债务链涉及的债务高达8000亿元以上。

1980-1990年代的两次信贷高峰，不但制造了两次通胀高峰，也让还在市场化改革的银行资产负债表遭受重创。银行被内部人控制、地方指令性放贷更加剧了风险，朱老板眼里银行是“国有资产”，可当时谁都可以想办法掏出来一点。

通货膨胀率：

痛定思痛后，1995年9月10日发布并实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令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强令要求其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但很快2年后，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当时中国经济依赖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加重了银行业的危机。到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33%，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了1998年9月上升到31.38％。

本来因为历史原因，国有银行就缺乏资本金，面对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发行特别国债，银行出钱认购，再用募集的钱给银行补充资本金；另一方面成立四大 AMC 以账面价值从四大行共收购不良贷款 1.4 万亿，其中 4050 亿元采用债转股方式。

为应对银行业危机，先是成立了金融工作委员会，然后再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接手金融工作委员会、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正式对全国的银行业进行监管，切断地方各级部门对银行的种种干预，建立现代的银行业监管体制。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

这个决议开启了筚路蓝缕又波澜壮阔的银行业上市潮。之前已经剥离重组、补充资本金的大行，由中央汇金动用450亿美元外储注资，再次剥离万亿不良，并引进外资战略投资加持，才得以轻装上阵启动上市。上市后，从国有独资到国有股份制，才总算向真正的现代化商业银行迈出一步。

2003年，股份制银行也再度迎来发展机遇。2月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更名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月18日，这个相当吉利的日子，浙商银行改制成立，总部设在杭州，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浙商银行的成立，大大提升了当地的金融能力。

2005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成立。至此，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增加到12家。

03

银行，说到底是为解决经济体的融资而生，国家竞争力最终的体现是产业的竞争力，而产业需要银行业的支持。

从历史来看，银行服务不足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更缓慢。合理充足的金融发展水平将带来更快的物质资本积累、更快的经济增长、更迅速的技术进步，也就能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岗位，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银行业的现代化、商业化会更有效率地配置“稀缺”的资金资源。

正如上文所言，国有四大行曾长期是对口的专业银行，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后，还是有着庞大、稳定的国有客户。而新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就不同，需要找准自己的市场。

股份制银行发展到今天，业务已经遍布全国，业务涵盖居民储蓄、固定资产贷款、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现金出纳、住房贷款、各种委托代理业务、信用卡、同业等等等等业务。资产规模也日渐庞大：

可以说，股份制银行是国有独资银行独大的有力补充，它们是最市场化的机构，市场化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找对自己的客户，对股东负责。

发展到今天，12家股份银行可谓都有自己的定位：有“零售之王”，有“同业之王”，等等等。在其中，很多股份制银行都表示要服务民企、小微企业，也有的银行是猛得扎进去推了一把后，发现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改弦易辙了。

民企、小微很重要，众所周知，民企是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小微企业是整个经济体金字塔的基石，而民营企业又是小微企业的主体。有一份数据：约80%的民营企业是小微企业，在民营小微企业里，微型企业又占绝对份额，约85%的民营小微企业是微型企业。再小的企业也有融资寻求，从2007年开始，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以每年10%以上的增速增长，但另一边是供给不足，供需缺口扩大的速度在每年13%左右。

民企、小微是重要，但做起来也不容易。无论外界对民企、小微企业有多少美誉和期待，也不能否认民企、小微企业也存在种种不足，小微企业贷款的“信息不对称”、风控难度大，要做到平衡风险和收益相当不容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民企、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都是靠上级的号召，在信贷宽松时，一窝蜂放出去，以联保模式分摊风险，没过两年，遇到紧缩就风险暴露，造成严重的不良，这点上篇公号有聊过，不再赘述。

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依赖运动式的放松，而需要银行在差异化经营下的精耕细作，是个细水长流的活。银行跟企业是共荣共生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扎根于当地的银行网络是最了解企业的，有句话说：“如果连银行都不愿放贷的企业，一定是有问题的企业”。

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当年银监会曾经批准了三家小微业务重点联系行。从那时候起，三家银行就开始探索各自的小微金融商业可持续方式，大家都拿出了各自的模式。

计划经济年代因为投资投入不足而穷得叮当响的浙江，现在是民营企业的大本营之一，大民企方面，共有93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小微企业方面，从2014年初的80.67万家到现在160万家。

企业多，经济活跃，市场化程度高，从实践上说，浙江真是检验银行支持民企和小微企业最好的试验场，从这里观察银行与企业共生模式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浙江省方面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鼓励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但落实到银行，当然不能运动式的放松，所以，这就考验银行的经营和风控模式。

发源于本地的浙商银行采取的模式是，在支行层面设立了“5+1”专营团队（5名3年以上授信经验的小企业骨干客户经理和1名风险经理），客户经理是最了解当地企业的，跟企业的业务和老板都打过多年交道，风控经理的责任是做好风控措施，这样的小分队协作，可以有效发展业务，先在浙江试点，模式成熟后，就复制和扩张到外省市。

数据显示，从2006年设立首家小企业专营机构以来，浙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已连续12年实现稳步增长，到今年3月末，浙商银行小微贷款余额超1900亿元，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的超1200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位居全国性银行第一，小微贷款不良率为0.9%。

当然，组织体制的创新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言，有时候银行真不是不想支持民企和小微企业，而是它们自身也有种种问题，账目不清，很多连基本的财务制度都没有，拿到贷款也不一定流向哪。本来小微信贷单笔数额就不高，如果还用纯人工方式来处理，那么银行的成本就会高居不下，成本收益一算，反而得不偿失，干脆就不做了。

这就回到了一个命题：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或者说，如果有一块很大但很难做的市场，银行之前做不了，如果要做，要怎么做？

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大问题，指令性干预、吸收存款、资本金不足等等，这些都在改革中陆续设立了制度性的防火墙，也上市补充了资本金，受益于国运，大家的总负债-资产规模都在上升。

可以说，在前10年，大家都享受到了“国运红利”，躺着赚钱，利润创新高。但是，银行业今天的格局，已经不是4家大银行瓜分条线，银行业在行业内也高度竞争，这时候，除了比拼客户，还看管理水平、产品，以及科技。

银行应该随着客户需求的升级而改进产品线，浙江是民营经济和中国制造的双料重镇，也最早启动智能制造行动。浙商银行对此提出打造“智能制造服务银行”，推出了 “智造贷”、“科创贷”、“文创贷”等产品，已帮助2000多家制造企业完成设备更新、生产线改造和数字化工厂的建设。

无独有偶，宇宙行也在浙江推出了科创型人才贷、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等产品。

当国家提出要支持民营经济，并专门召开座谈会后，各家银行又都行动起来，纷纷降低小微贷款指导利率、增加信贷投放。浙江的小微企业众多，很多高速发展的小微企业缺少传统的房产抵押品，这就考验银行产品的能力。浙商银行的办法是综合运用表内外融资、债券承销、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渠道，针对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动能企业的特点，给予民营企业信用授信政策，支持无抵押担保融资，并通过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方式，支持暂时遇到流动性困难的民企。

银行业应该是应用最新科技手段和经营方式的机构，以美国为例，IBM在1964年发明了大型机后，就很快在银行业应用，极大提升了银行业的业务，很多新业务应运而生。1967年6月27日，世界上第一台ATM机在伦敦附近的巴克莱银行分行投入使用，大大减轻了银行的成本和储户的时间。

移动终端兴起，对银行来说，也是打通了业务与用户之间的通道，甚至连申请贷款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比如浙商银行推出的点易贷产品，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全线上申请与审批。企业老板只要手机上“点一点，拍一拍，刷一刷”，几分钟即可完成线上化贷款申请，后台系统自动解析征信记录，实时结合经营流水、物流单证等外部信息研判，很快实现审批。

各家银行也都有类似的服务，如今的银行业可以说，各家都拿出极大的资源建设IT系统，发力金融科技。以往人们说起银行，一定还是柜台、排队、各种纸质表格、繁琐的流程。但在银行业逐渐开放，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更多的参与竞争后，比拼的不再是谁的网点多，而是谁的金融科技能力更强，更直达用户，理论上，每台装有自家APP的手机就是银行的“网点”。

越是地处开放前沿，竞争激烈的地区，银行就更有服务意识，能针对企业的需求，推出相应的产品。浙江简直是市场经济的“怪兽屋”，能在这里杀出来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而同样的能在这里站稳脚跟的产品，也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银行的竞争力也就更强。浙商银行推出的池化融资、易企银、应收款链平台很快就发展到：池化融资客户数超2万户，民企占比80%左右，企业融资累计超2万亿元。应收款链平台1111个，4672户客户，累计签发区块链应收款金额902亿元，民企数量和融资金额均占一半以上。

从公司贷款和垫款也可以看出效果：

在四大行曾经的垄断地位被逐渐消解，成专业银行转型为商业银行后，同样也更具市场化意识和增强了科技属性，宇宙行宣称要“加快金融科技创新打造智慧银行”，除了搞平台云，还用区块链技术去做项目资金的闭环管理；中国银行试点区块链技术应用，跟互联网企业搞战略合作；就连一直农行也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基于供应链的电商融资。

这些在银行业改革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银行业作为“第二财政”已经濒临“技术性破产”，自身尚且难保，那会有心思思考未来。创立已久的国有大行曾在计划年代为工业化贡献了力量，而启动市场化改革后，股份制银行就像鲶鱼，虽然体量还不大，自身也有种种问题，成功将曾经波澜不惊的银行业搅动起来，为了争抢客户，为了提高份额，所有银行都得逐渐放下身段，围绕着客户去设计产品和提高便捷性。

国企的盘子虽大，民企和小微的总盘子也不小，银行不应该只看所有制，而是看谁更有效率。

受益于国运和市场竞争，今天银行业的规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曾经偏居一隅起步的股份行们也迎来了大发展，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网店都快速扩张。第一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发展早已并入平安银行，另一家发源于深圳的招行在全国130多个城市有服务网点；浙商银行经过四次同比例增资扩股和一次国有股东定向增发，并于2016年3月30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在全国有224家分支机构，今年4月还开设了香港分行。

至此，有9家股份制银行上市，夯实了资本金也完善了公司治理，有国有股东提供了广义国家信用，有民企股东提高了经营的灵活性，混合所有制或许是当下最优的状态。

1979年，小平同志曾经说：“银行本来是要生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只是算账，当会计，并没有真正起银行的作用。”

现在，银行逐渐回到它们应该起的作用上来，虽然，距离理想状态，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谨以此，纪念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改革开放，40不惑，重新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