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武辰发自达沃斯
1月21日,针对“中国人口负增长”及“人口红利消失”言论,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回应称,2018年中国人口保持正增长,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向凤凰网财经表示,“从提振信心来看,可以说我们还有人口红利,但是你要是从未雨绸缪的角度看,应该强调说人口红利会消失,这样能够促使我们去做好准备”。
新年伊始,社科院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中指出,中国总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2030年起进入持续的负增长,如果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一直保持在1.6,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
同时,恒大研究院任泽平团队发布的《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上)》指出,中国人口将于2024-2031年前后见顶,具体时间取决于未来鼓励生育政策力度。
一时间,人口负增长成为了被广泛热议的话题。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蔡昉向凤凰网财经表示,人口进入负增长是迟早的事儿,应该及时地将经济发展方向从人口红利转向生产力红利,要推进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要在人力资本上下工夫。
蔡昉指出,在人口负增长来临之前,更重要的问题是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而面对当今普遍存在的不愿意生、不敢生,生不起的问题,蔡昉表示,“(对于)提高生育率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抱有特别高的期望” 因为长期来看,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
作为人口老龄化为问题严重的国家,近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自2019年10月起,实施幼儿教育免费的政策:凡3-5岁的儿童全面免费接受幼儿教育,0-2岁的幼童则是以低收入户为实施免费优惠的对象。同时宣布从2020年起高等教育也将免费化。
对此,蔡昉表示,日本的方式可以借鉴。他表示,无论是应对老龄化还是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威胁,发展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政府要推进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要在人力资本上下工夫,人力资本上社会效益最大的,就是学前教育早期发展”。
另外,任泽平团队提出了“剩男”问题的严峻,称到2040年,“剩男”规模或达约4000万。对此,蔡昉认为这不会成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从而导致后来整体人口的性别比失调,或者婚姻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都是一段时期的现象,不是永久的现象,可以通过婚姻的年龄错位来解决”。
以下为采访实录:
凤凰网财经:如果真的进入人口负增长,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蔡昉:很早以前我们的人口生育水平就已经低于替代水平了,也就是说从那以后早晚有一天会进入负增长,人口进入负增长是迟早的事儿。但是人口进入负增长可以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前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这样人口的负担就会加重,劳动力的供给就会短缺,所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比较严重。
任何一个国家终究要进入老龄化时代,所以你也不可能回避,因此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应对,从人口红利转向生产力红利,在获得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我们要改革。
凤凰网财经:增加劳动力最重要的还是提高生育率,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的想法是不愿意生、不敢生,生不起,您觉得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
蔡昉:提高生育率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抱有特别高的期望,现在在生育意愿上可能还会有一点空间,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最终生育率是会下降到非常低,即使放宽了政策,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改善的时期,但是长期看,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我们还是应该发展可持续性,过去主要依靠人口红利,依靠人口红利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数量增长,是一个高速增长,将来没有人口红利了,我们就要转成高质量发展,就需要人口改革提高生产。
凤凰网财经:统计局近期回应称,2018年是人口正增长,中国人口红利还将持续,您认同这个观点吗?您觉得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蔡昉:你要知道从2010年之后,劳动力人口就进入了负增长,经历了一个转变,从符号为正转向符号为负,这是转折点,不是一个渐进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从提振信心来看可以说我们还有人口红利,但是你要是从未雨绸缪的角度看,你应该强调说人口红利会消失,这样能够促使我们去做好准备。
凤凰网财经:日本已经提出了要对幼儿园免学费,2020年对高等教育也要免学费,您觉得这个方式中国可以借鉴吗?
蔡昉:当然是可以借鉴的,我们未来要提高生产率应对老龄化,同时还要面临人工智能的挑战,机器人的挑战,这些归根结底都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用人的素质去应对这些挑战,人的素质最重要的是发展教育。
过去,我们的教育分这么几种,一是培养你的职业技能,但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对这类技能的挑战是最严重的,深度学习以后他可能会替代你。
我们现在看,可能人还需要提高非认知能力,就是我们特殊的解决办法,我们的情商,我们的社会交际能力,利用一些机器人暂时还学不会的方式提高生产率,这是我们跟机器人打仗中的杀手锏,而这些都是在人的早期教育阶段形成的,因此归根结底发展教育需要向两边扩张,一是尽可能多受教育,上大学,上完大学读研究生,终身学习,另一个就是向前延伸,延伸到义务教育之前。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方法,我们早晚需要学习,但是我们的发展阶段跟日本还是不一样的,他现在刚开始做这个,可见我们当前还不太容易做到,需要循序渐进。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意识,政府要推进长期持续发展,要在人力资本上下工夫,人力资本上社会效益最大的,就是学前教育早期发展。
凤凰网财经:恒大研究院发布报告称, 2040年会有严重的“剩男”问题,造成一系列的安全隐患,您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您觉得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蔡昉:我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般来说人口学家认为在一定阶段上性别失调,事后作为迟滞的反应会出现男性多一些的情况,但是从各国的经验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从而导致后来整体人口的性别比失调,或者婚姻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都是一段时期的现象,不是永久的现象。
作为一段时期的现象,如果你能够通过,比如说婚姻的年龄错位等办法,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因为最终不是无限的恶化下去,所以过分渲染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成真,但是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以尽早解决性别比失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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