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成武征收三胎社会抚养费：正在按法律规定处理

本报记者 柴刚 菏泽报道

山东省成武县村民王某华、刘某花夫妇，在2017年1月5日生育第三个子女，被成武县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认定违法，决定征收该夫妇社会抚养费共计64626元。

时隔两年后，2019年2月10日晚，成武县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布《关于成武县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申请执行社会抚养费行政征收一案的情况通报》（以下简称“情况通报”），对上述社会抚养费予以“追缴”。

成武县卫计部门相关人士对此解释称，上述“追缴”符合法律规定。2月20日，该部门工作人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回应，事情正在按法律相应规定处理中。

多名人口学者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此事件的持续发酵缘于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低下等“人口政策”的焦虑。

追缴“三胎社会抚养费”

成武县地处山东省西南部，隶属菏泽市。

2月10日晚，成武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媒体发布了“情况通报”。其内容描述，该县孙寺镇李庄村村民王某华、刘某花夫妇，在2017年1月5日生育了其第三个子女，成武县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依照相关法律认定其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征收该夫妇社会抚养费共计64626元。

“情况通报”显示，该夫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缴纳社会抚养费。成武县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经向成武县人民法院申请，2018年6月25日，后者作出了行政裁定书。公开信息描述，2019年1月7日，成武县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1月10日立案执行。公开信息称，法院方面依法进行网络查控，对于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以及其他的网络渠道财富共计22957.86元进行了冻结。

当事人王保华，即“情况通报”中的王某华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其家庭经济负担重，在被“追缴”社会抚养费后，其备受煎熬。成武县卫计部门相关人士对此回应称，该局“追缴”该例社会抚养费不涉嫌违法，也符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程序。2月20日，该部门工作人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事件正在按法律相应规定处理中。

该工作人员称，该部门针对三胎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根据现有政策执行。而关于征收金额，该人士解释，根据当地每年的人均纯收入计算，并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处罚违背生育政策趋势？

 当然，王保华夫妇并非个例。

来自菏泽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信息介绍，2018年4月底，成武县人民法院组织执行局辗转其所辖文亭街道办、九女集镇等6个乡镇（街道办），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并对九女集镇6起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进行强制执行。距离成武县路程不远的河南省柘城县，在2018年7月5日召开“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动员会议”，并提出，“社会抚养费由县卫生计生委或县卫生计生委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征收，征收人群主要面向全县三孩以及以上家庭”，“征收标准为夫妻双方上一年度纯收入的三倍，可一次性缴清，若经济能力有限，可分期缴付，但不可超过五年”。

柘城县方面也曾对此回应，其举措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规违法。多名业界人士称，社会关注度均超出了当地政府的预期，更多的则是质疑。上述成武县卫计局工作人员回应解释，民众的质疑焦点，在于国家目前放开二胎生育政策，部分地区出台了鼓励二胎的政策，但这与征收三胎社会抚养费并不冲突。2月中旬，菏泽当地人向记者介绍，在河南、安徽、河北、山东西部等地，尤其是地理位置偏僻的乡村，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即使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松动阶段，多生、超生的现象也普遍。

“根据目前国家和山东省的有关法律法规，成武县对超生的三胎儿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一种合法行为。”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树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

在他看来，成武县如果对此不进行征收，法律则成为一纸空文。他介绍，该政策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如今之所以引起更大关注，是情理与法理的一种冲突。他认为，对于民众而言，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国家层面，一方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但面临“不愿生”“不想生”的人口形势，在此情况下，又对二孩以上的超生孩子征收社会抚养费。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其中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在2016年，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而在此之前的2013年，国家首先放开独生子女“二孩政策”。

鼓励生育是下策

多名人口学者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鼓励生育的更大背景是人口老龄化的加快。本报记者梳理获悉，自“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以来，全国31个省区市相继修改了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包括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标准等。

但效果不明显。公开数据显示，原国家卫计委对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预测为2023.2万人，而实际上2017年全年住院分娩数为1758万人（原卫计委统计数字），比2016年的1864万人减少106万人，下降5.7%，大幅低于预期。崔树义介绍，与此同时，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此背景下鼓励二胎、取消计划生育等声音彼此起伏，多地各级政府的政策、舆论导向纷纷指向鼓励生育。人口学者易富贤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也介绍，随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是大概率事件，一旦废止计划生育限制，社会抚养费将就此作古。

“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仅是总人口规模扩大，降低老年人口比例。”崔树义称。

崔树义认为，中国目前的老龄化速度加快，特别是山东，其老年人口数量全国第一，老龄化程度也在全国位居前列。他坦言，鼓励生育可以在比例上降低老龄化程度，但从数量上，老年人口的规模是一定的，不管是否鼓励生育、生育数量多少，老年人口都是客观存在的。

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对此表达了同样观点。2018年10月20日，高强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2018学术大会”上解释，社会老龄化是随着经济越繁荣、社会越进步、保障的能力越强等，人的寿命越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规律，而依靠大量的增加新生儿来改善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可行的。高强认为，国家如果再鼓励或者全面放开人口的出生，届时老年人越来越多，新生儿也越来越多，更冲击着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等。

“我认为生育效果不明显情况下，鼓励生育是下策。”中国人口学和老年学学科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称，但不反对“二孩政策”。    

邬沧萍坦言，现在主张全面放开人口政策，靠增加人口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肯定是一个下策，人会越来越长寿，届时又会面对人口膨胀的难题。邬沧萍认为，国家层面要统筹人口、生育、养老、医疗、健康等系列问题，应对老龄化、生育率低下等。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