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财税升级应该是税收结构的升级

宏观经济创新

为政府提供新思路

经济学家高连奎新书《再造经济学》系列连载

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喜欢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模型解释社会问题，用这一分析模型解释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也非常适用。

因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本质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结果，是生产力高速发展后，生产关系没有进行相应调整的结果。

我们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其实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而财税升级就代表这生产关系的调整。随着产业升级——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民众对社会管理的需求、对公众产品的需求，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对社会安全的需求都会不断增加，这是根本性规律。

这些都需要生产关系做相应的调整，也就是需要民众将一部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交给政府进行支配，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支配比重，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无一例外的面临政府债务问题，他们实行的财政税收制度虽然有所差异，但都普遍不能适应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都必须改革。

因此这是具有共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也都需要相同的方法，相同的理论。

人类不仅需要改革，而且需要一次像上世纪的罗斯福新政同样力度的全面的财税改革。

一次难得的财税升级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比较顺利，就是曾经有过一次关键性的财税升级，1994年的中国分税制改革就是一次典型的财税升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到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税源的增长速度。

从1979年到199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有数据显示，从1979年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为28.4％，到1993年已经下降到12.6％，而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中央财政的收支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

1980年代中期“能源交通基金”，1989年的“预算调节基金”，都是为了维持中央财政正常运转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和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宏观政策意图的贯彻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党中央、国务院痛下决心——1994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分税制并不是从结构上改革税收，但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地方政府靠土地出让也可以维持收入，客观上也实行了财税升级，保障了后面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财税升级的一些措施

财税升级往往是财政危机倒逼形成的，当前中国政府债务也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刻，中国也悄悄着进行着一些财税升级，这些措施虽然不直接指向增税，但都客观上都是在想方设法增税。

第一是，实行金税工程，让企业逃税更难。金税工程实际上就是利用覆盖全国税务机关的计算机网络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企业增值税纳税状况进行严密监控的一个体系，杜绝偷、逃、骗税行为，在增加税收收入等方面起到明显有效的作用。

第二是，鼓励企业上市。上市公司财务是比较规范的，目前中国中大型企业都已经进入主板市场，大部分上规模的中小企业也都进入了新三板市场，企业金融资本市场在增强了这些企业融资能力的同时，其实客观上也增加了这些企业的财务规范性，客观上企业交税更多了。

第三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因为增值税需要层层抵扣，这就将很多不需要纳税的群体也开始纳税，虽然从税率上看，税收负担没有加重，但客观上却增加了部分群体的税收。

这些虽然也属于财税升级，但与我的主张还有所不同，财税升级应该是税收结构的升级，而不应该是更严格的征管，更复杂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