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竞争中性被热议，这场国家级论坛传递了什么信号

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每年两会后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落下了帷幕。

今年恰逢论坛20周年，20年前中国正在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论坛的主题词是“坚持扩大开放，扩大合作共赢”，去年则是“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与世界共赢”，从主题词的变化，可管窥中国走向世界的姿态。

金融业对外开放酝酿大动作

有关金融开放的议题吸引了极大的关注。

“一行两会”领导出席的主题会议均座无虚席，众多“大咖”听众不得不站着听完，而事实证明如此热切的期盼是值得的。

作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领域，金融业高水平开放还在酝酿更多大动作，“一行两会”均表示，包括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的数量性条件限制、进一步拓展经营范围等。

3月24日，“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主题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一句话表明了对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态度，那就是“有很大的提升潜力”。易纲就此还提出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5点考虑。

易纲

易纲指出，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在涉及银行业与保险业扩大开放方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透露，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王兆星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银保监会正在研究取消或放宽年限、持股比例等数量性的限制；同时，进一步拓展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不断改善外资经营环境。

金融开放怎么能少了证券行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中国证券行业已经为进一步开放做了许多准备，金融行业有很多潜力可以进一步加快开放。他说：“证券、公募基金等领域的开放，在这个领域我们都没有问题，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开放对中美双方有利。所以我们在金融行业有很大潜力开放。”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董事长高逸雅直言，随着改革持续深化、中国放宽市场准入，今年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2018年，中国境内债券的外资持有量增长了51%，达到1.72万亿元人民币。

自今年4月起，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将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并将在20个月内分步完成。高逸雅在去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了这个决定。在被完全纳入这项全球指数后，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将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第四大计价货币债券。

全球各大银行预计，伴随中国被纳入全球主流债券指数，中国将在未来五年吸引7000-8000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流入。高逸雅直言，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达12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债市，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度却仍然偏低。中国债券市场的外资持有比例约为3.4%，明显低于美国债券市场30%和澳大利亚债券市场约三分之二的外资持有比例。因此，与其他主要市场相比，它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他也提出了进一步的开放建议，比如改善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推出债券ETF等新的指数型产品，丰富对冲工具以管理汇率和利率风险。

外资金融机构对此反应热烈，渣打集团CEO温拓思向澎湃新闻表示，今年的对外开放措施显然较去年更进了一步，有了更多更深入且更具体的措施，他对此表示非常兴奋。他在与王兆星同场讨论会上代表外资行建言，他表示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仍面临一些限制，倡议中国政府培育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资本市场提供更多资本工具以给予外资行更多的对冲风险的空间，扩大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名额等等。

对于中国金融市场渐进式对外开放的策略，温拓思表示，渣打银行对于中国的开放步伐保持耐心，这种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政府的开放举措经过深思熟虑，非常注重安全性、稳定性。

宁吉喆

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2015年提出，现在已经是第四个年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论坛上表示， 过去一年在中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发改委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围绕“破”“立”“降”这三个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出台实施了一批重要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接下来要如何深入？

今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谓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置于顶层设计重中之重的地位，并指明了接下来的前进方向。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一词也反复出现在此次论坛上。

原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就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的想法。

“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这可能就会有疑问，说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杨伟民指出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

具体而言，他认为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调整三大结构：一是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特别是股权融资，必须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二是银行结构，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当前中国银行的特点是国有银行占绝对优势，银行之间业务趋同。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务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要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等业务回归，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推动银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三是产品结构，要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例如要减少抵押贷款的比重，扩大抵押范围等。

易纲亦将金融业开放置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框架之中。易纲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国企与民企激辩“竞争中性”

去年10月，央行和国务院国资委官员在讲话中频繁提及“竞争中性”一词，市场热议该词的内涵。到了今年的春天，该词也在论坛上被多位中外嘉宾广泛讨论到，再次显示出中国国企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关系颇受关注。

在3月23日下午“竞争中立与深化企业改革”讨论环节，除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列席，“竞争中性”的提出者——格雷格·梅德科拉夫特也到场回顾了“竞争中性”的一段历史，颇具代表性的汽车行业国企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和民营企业代表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也出现了一段“交锋”。

竞争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也经常被译为“竞争中立”。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营、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梅德科拉夫特为前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主席，他在澳大利亚首先提出竞争中性。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梅德科拉夫特指出，公共部门占据了电信、能源等关键领域，压制私营投资。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统一的国家竞争政策，确定竞争中性的框架，确保国企和私企可以在公平的竞争场所开展竞争，随后取得显著进展，一直持续至今，澳大利亚的国企绩效和透明性更好，问责制更完善，提供给消费者的公共服务的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目前欧盟、北欧等国家，都在推进竞争中立。

梅德科拉夫特在2012年撰写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竞争中性报告，在业内产生广泛影响。他认为，在两个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强化竞争中性，增强企业竞争力，包括竞争的政策和国有企业的治理。竞争中立性在全球经济政策中占据优先地位，最近10年全球的经济活动正在从先进的OECD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比较大的竞争者，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去20年里，在财富世界500强中的数量翻番，只要管理恰当，竞争中立性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非常强有力的工具，可以带来更好的竞争力，使得资源的分配更为高效，提升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在A股和H股分别上市的广汽集团2018年在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202位，冯兴亚说，广汽深化企业改革，主动适应竞争中立。一是市场导向，塑造核心竞争力。与本田、丰田合资合作，在合资合作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同时自主品牌研发投入的比例超过8%，自主品牌的年产销量已经超过了50万辆。二是把握趋势，推动“新四化”的转型升级，即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数字化，加快推进“三电系统”，燃料电池、智能驾驶、智能制造等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三是深化改革，构建现代化的公司管理体系。通过定向增发进一步实现股权多元化，推动内部的改革，如职业经理人试点、股权激励等，提升企业发展的效率。

而景柱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则呼吁说，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优化偏好国有企业，歧视民营企业的法治性障碍，使民企和国企获得平等的法律保障；也需要所有制理论创新，建议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回归国营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其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回归现代企业制度，在同一负面清单下和监管底线之上全面参与市场竞争。

景柱强调，让所有的商业主体在经营活动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积极创新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营商环境，努力在国企与民企同门槛、同规则、同待遇上下功夫，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上形成乘数效应。此外，政府要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全面推行负面管理清单，彻底贯彻统一的底线监管原则，将法定非禁区和监管底线之上的广阔空间留给市场主体。

不被看好的欧洲

英国陷入“脱欧”泥潭，欧元区经济表现低迷，法国巴黎“黄背心”的愤怒难以平抑，在欧元20岁“生日之际”，欧洲却陷入风雨飘摇中。

今年以来，多个国际组织均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多个场合强调欧洲经济放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桥水基金达利欧

桥水基金达利欧发言后被问到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他先总结了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货币政策空间缩小。然后他分别说了美国和欧洲，他认为，欧洲的货币政策几乎没有空间，美国还有一些。但两者都受贫富分化带来的民粹主义的困扰。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劳伦斯·芬克直言：“如果回去看看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你会发现这一危机的早期迹象其实已经和2015年发生的一些金融或是经济市场的情况非常类似，这一轮的新波动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一些颠覆。它的根源在于民粹主义上升，以及政府试图努力应对这种民粹主义的方式。”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皮萨里德斯看来，比起英国脱欧，欧盟还有更紧迫的事情：在跨越2012年欧债危机之后，欧盟虽未解体，但由于处理方式不佳，这确实给欧盟留下了一些影响和伤害，并导致欧盟内部南欧和北欧差距拉大。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思潮高涨为欧洲的未来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为此，关注今年5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将变得至关重要。“这次大选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可能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 法国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乐明瀚更加担忧的是民粹主义兴起的危害。他认为民粹主义的诱因之一是欧洲各国国内的不平等问题：“比如，有一些人不满是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地区经济增速比较慢，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不如其他国家。”

在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乐明瀚认为应当更加关注欧洲议会选举：“现在的选举结果仍是未知，但有可能是少数党当权。新一届的欧洲议会大概率还会支持欧元区朝着原来的方向继续前行。但这次大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可能重塑欧洲的政治格局。”

安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布博也认为，“5月23号的欧洲议会选举是非常重要的。本次选举可能会导致欧洲议会更加分散化，或者会导致民众对于欧于欧洲本来就不高的认同继续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