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鹏华盈：一个帝国的衰落，两股力量的割裂

【猎云网（微信号：）】4月25日报道（编译：让妲己看看你的心）

大约五年前，弗拉基米尔•捷涅夫（Vladimir Tenev）和拜朱•巴特（Baiju Bhatt）创办了一家具有潜在颠覆性的免费股票经纪初创公司Robinhood，他们打算为这家刚刚起步的硅谷公司筹集资金。他们期望的融资金额是130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们对自身想法的估值的6100万美元。彼时，这一对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同学离他们30岁的生日只有咫尺之隔，他们做了一件无数创业者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请历史悠久的风险投资公司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凯鹏华盈的名字在沙山路（Sand Hill Road）就像奥普拉（Oprah）在好莱坞（hollywood）一样受欢迎，然而，尽管凯鹏华盈看到了Robinhood的潜力，他并没有出手。然后，在2015年年中，当Robinhood希望以2.5亿美元的估值再融资5000万美元时，凯鹏华盈又放弃了它。直到2017年，Robinhood又筹集了1.1亿美元，成为了一家估值13亿美元的“独角兽”。但这一次，凯鹏华盈却遭到了这家初创公司的冷落，Robinhood把凯鹏华盈排除在参与其融资的风险公司名单之外。

根据双方交易撮合者的说法，直到去年初，Robinhood和凯鹏华盈才最终实现了合作。当时Robinhood在经纪行业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富达（Fidelity）、TD Ameritrade和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都相继削减了收费价格，以回应这家新锐公司提供的零佣金服务。在著名的华尔街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的帮助下，这家曾多次未能参与Robinhood成长轨迹的投资公司最终参投了这一轮3.63亿美元的融资，这时Robinhood的估值是56亿美元。玛丽•米克自2011年以来一直是凯鹏华盈的合伙人。

对于这家曾经传奇一时的投资公司来说，无法进入一家热门独角兽的底层市场，然后只能支付更高的价格来入局，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凯鹏华盈没有参与到新一代技术投资之中，也就是本世纪初的一批包括Facebook在内的所谓的Web 2.0公司。现在，在21世纪10年代，它又一次未能对当时最受欢迎的初创公司进行早期投资，这也是传统的风险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不过近期，该公司迎来了一个反常的转折：凯鹏华盈以米克尔为核心的新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米克尔在公司内经营着一个独立的基金，专注于那些更成熟的私人公司，这些公司需要资本增长、而不仅仅是建设自身。

与“风险投资”相比，“增长型”投资（目标企业更为成熟）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回报率也会相应较低。然而，米克尔投资团队的表现却超过了长期担任凯鹏华盈首席执行官的约翰•多尔（John Doerr）领导的风险投资集团。米克尔并不是风险投资部门，而是在收购那个时代最有前途的公司的股份，包括Slack、DocuSign、Spotify和优步，在与投资业务一样古老的紧张局势中滋生出了怨恨：谁得到了信贷，更重要的是谁得到了报酬。

更糟糕的是，凯鹏华盈内部形成了一个阶级体系，这一点在外部世界也很明显，尤其是在那些考虑接受凯鹏华盈资金的创业家心中。米克尔投资团队是一家顶级企业，而风险投资部门充其量也不过是二流企业。斯坦福大学研究风险资本的金融学教授伊利亚•斯特拉耶夫（Ilya Strebulaev）表示：“20年前，凯鹏华盈处于风险资本的顶峰。然而如今，它只是众多试图竞争的公司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商界另一个古老的故事，讲述一个曾经骄傲的坚定者如何发现自己处于无关紧要的边缘。问题在于接班计划有多重要，以及没有充分培养合适的接班者的不良后果。这也提醒我们，即使经过40多年的实践，从一群想要成为成功者的人中找出真正的成功者这样难以捉摸的事情也不会变得更容易。对于凯鹏华盈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该公司的合作伙伴，还是以守口如瓶著称的风投行业，都没有兴趣讨论，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多尔、米克尔和凯鹏华盈的其他负责人都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或置评。但20多名现任和前任员工、凯鹏华盈基金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其他行业观察人士确实谈到了问题所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该公司如何才能重拾凯鹏华盈旧日的魔力。

从1972年凯鹏华盈成立，到1999年对谷歌投资1180万美元，在凯鹏华盈的黄金岁月里，要想进入一家前景光明的初创企业，必须要付出的汗水是不可想象的。该公司对包括串联式计算机、基因泰克、太阳微系统、电子艺界、网景和亚马逊在内的初创公司进行了传奇般的投资。正如其他任何一家风投公司一样，凯鹏华盈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尽管如此，凯鹏华盈的整体投资业绩还是令人震惊的：例如，一只90年代中期的基金每投资1美元，就能获得32美元的回报，凯鹏华盈在沙山路上的威力是毋庸置疑的。硅谷历史学家莱斯利•伯林（Leslie Berlin）表示：“你不可能比凯鹏华盈做得更好！这是来自最高层的认可，这对创业者来说意味着一切。”

20年来，该公司最有能力的投资者是约翰•多尔。多尔曾是英特尔的销售人员，1980年加入凯鹏华盈，并逐渐成为该公司事实上的领导者。多尔取得了一连串的成功——网景、亚马逊和谷歌——一跃成为科技行业最令人兴奋的公司中活跃且影响力的董事会成员。在互联网时代，他就是硅谷最杰出的啦啦队长。

实际上，多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能够把凯鹏华盈的全部精力从互联网转移到他最新的激情项目之上。多尔认为，可再生能源公司将成为下一波重要的科技投资浪潮。多尔是一位杰出的民主党筹款人，也是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朋友。2004年至2009年间，该公司对54家清洁技术公司共投资6.3亿美元，22家合作伙伴中有12家将部分或全部时间用于所谓的绿色投资。

凯鹏华盈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投资失败了。有些公司破产了，比如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克汽车公司（Fisker Automotive）。其他的公司，比如燃料电池制造商Bloom Energy，在2002年获得凯鹏华盈投资16年后才上市。在凯鹏华盈的竞争对手通过对数字经济的投资打压该公司之际，这一结果真的很致命。例如，Accel Partners是Facebook的早期支持者，Union Square Ventures 是第一批投资Twitter的公司之一，Benchmark Capital通过投资eBay在互联网的第一个时代取得了成功、它也在早期成功押注了优步。

多尔把凯鹏华盈推入了一个不太妙的投资领域，他也未能组建一个投资者团队带领该公司走出困境。一方面，凯鹏华盈倾向于吸纳那些没有投资经验的知名人士，或者在困难时期没有选择坚持下来。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就是凯鹏华盈的一位“战略顾问”，比尔•乔伊（Bill Joy）是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被誉为杰出的技术专家，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也是多尔的亲密战友。2004年，科斯拉跳槽，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凯鹏华盈也拥有大批的年轻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在该公司呆了数年，但离开时却没有获得晋升至高层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构成了风险投资界的下一代领导者，但凯鹏华盈没有好好利用他们。例如，史蒂夫•安德森（Steve Anderson）在21世纪初就在凯鹏华盈做过四年的实习生，然后他选择独自创业，成为Instagram的第一个投资者，Instagram最后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Facebook。艾琳•李（Aileen Lee）以创造了“独角兽”一词而闻名，现在管理着一家名为Cowboy Ventures的投资公司。

无休止的资金外流造成了两个问题，创业者们不确定究竟是谁会在凯鹏华盈帮助他们不断发展，类似的，多尔也不知道退休后谁会继续领导公司。这虽不是凯鹏华盈独有的问题，但却是一个致命的大问题。《创意资本（Creative capital）》一书的作者斯宾塞•安特（Spencer Ante）表示：“对风险投资公司来说，继任一直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往往与特定的大人物联系紧密。”在多尔的例子中，他似乎无法找到理想的完美继任。一位前凯鹏华盈投资者表示：“我认为原因在于约翰•多尔和他对超级英雄的迷恋。如果你还没有成为超级英雄，你就不会成为凯鹏华盈的下一个领导者。”

多尔需要一个新的策略来匹配自己的期望，他在2010年筹集了凯鹏华盈的首只“成长型”基金。当时的假设是，如果凯鹏华盈无法抓住那些早期的明星创企，至少可以在他们真正崛起之前抓住他们。2011年，为了管理这只新的10亿美元基金，他说服了凯鹏华盈的老朋友、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玛丽•米克搬到美国西部，出任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投资者岗位。这一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凯鹏华盈的生命，并最终将其一分为二。

米克尔在硅谷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尽管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纽约做研究分析师。在她成长的时代里，分析师与投资银行家密切合作，而她对网景、亚马逊和谷歌等公司的热情支持——上述公司全都在凯鹏华盈的投资组合中——帮助摩根士丹利赢得了承销这些公司IPO的授权。新规定禁止投资银行在交易中向分析师支付报酬，因此多尔让米克尔管理新基金的提议给了她一个改头换面的机会。“我一直想投资，”2012年，她对《连线》杂志如是说道。“十年来，凯鹏华盈团队一直在和我讨论加入的问题。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加入，我永远也不会加入他们。”

米克尔深厚的人脉和发现技术趋势的能力几乎立刻得到了回报。凯鹏盈的新增长基金投资于Facebook、LendingClub、DocuSign、Snapchat和slacker等公司，尽管所有这些公司都是由其他风险投资家创建的，但当米克尔投资时，它们仍有很大的上涨空间。就其类别而言，回报率非常高。凯鹏华盈向投资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该公司成长型基金的投资增长了2.4倍。这一业绩超过了凯鹏华盈同期筹集的另一只风险基金，尽管后期投资的设计风险要低得多。

当米克尔逐渐取得胜利时，凯鹏华盈对早期创企的投资仍旧停滞不前，尤其是同它辉煌的过去相比。早期投资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施莱因（Ted Schlein）投资了一系列安全软件公司，兰迪•科米萨（Randy Komisar）和特雷•瓦萨罗（Trae Vassallo）对Nest进行了早期投资。Nest于2014年被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但这些胜利还不够，凯鹏华盈仍在继续错失更大的机会。它在2010年筹集的资金翻了一番，但与同类年份的基准基金相比，这就相形见绌了。得益于对优步和Snapchat的投资，同类基金的投资者资本翻了25倍。

凯鹏华盈对替代能源的投资迎来了各种失败，多尔在2014年开始试图通过收购另一家公司来解决早期创企的投资问题。他找到了直言不讳的Facebook前高管查马斯•帕利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后者是当时计划募集第三只基金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幕后推手。多尔曾亲自投资于社会资本，这对沙山路的权贵们来说并不罕见。他认为，帕利哈皮蒂亚的勇猛和人脉关系可能是凯鹏华盈目前面临的问题的终极答案。

然而，凯鹏华盈和帕利哈皮蒂亚最终还是谈崩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凯鹏华盈正在打一场伤痕累累的法庭之战，尽管最终获得胜诉，但还是血流成河。多尔继续寻找新的人才，这一次还是来自社会资本的马蒙哈米德（Mamoon Hamid）。哈米德曾领导社会资本完成了对Slack的投资，他于2017年加入了凯鹏华盈，当时多尔刚刚在凯鹏华盈担任了一年的董事长职务，这个职位意味着他已经荣誉退休。多尔将哈米德推荐为凯鹏华盈的新领导人，这一举动将使这位新人与米克尔产生冲突，因为后者已经为凯鹏华盈贡献了很多。

41岁的哈米德加入凯鹏华盈后不久，他就向公司员工们分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询问有关免费食物的意见。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希望有高品质的零食，能够让每位员工都开心。”对美食的关注即使在经济上不重要，也是文化上的关键改变。毕竟，哈米德被带进来的任务是要彻底改变凯鹏华盈的局面。几个月后，凯鹏华盈把它的年度假日派对从郊区过时的门罗马戏团俱乐部（Menlo Circus Club）搬到了旧金山多沙Tenderloin社区的一个时髦场所，哈米德坚持跳过提供姓名标签这种不酷的老派做法。

哈米德的权威主张延伸到了世代礼仪之外，并且该公司的网站早已进行了重新设计。他还将注意力转向了整个公司的运营，包括增长基金。例如，哈米德开始参加增长团队会议，并提供有关投资理念的意见、帮助寻找交易来源。他希望模糊哪些类型的投资适合哪些基金的界限，这意味着他认为早期基金将持有增长基金的更大股份。凯鹏华盈内部人士表示，哈米德认为自己在帮助公司发展，米克尔的团队则认为哈米德的提议是过分干涉。

这两只基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凯鹏华盈合伙人分享了彼此的投资成果。事实证明，米克尔基金的成功对其他合伙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决定到底有多少好处很快就引起了争议。该公司鼓励投资者在交易中合作，但不清楚回报公式是什么。一位前凯鹏华盈的投资者表示：“突然间，米克尔的巨额增长基金开始运作，很多人开始寻求信贷，并为自己的份额进行游说，声称‘我做了这件事’、‘我帮了那个忙’。”据增长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该团队的成员开始询问：“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大一部分收入分给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

且双方在赔偿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凯鹏华盈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哈米德还从另一家公司Index Ventures招募了伊利亚•富什曼（Ilya Fushman），建议两人可以一起创建一家公司。他们的目标之一是能够向创业者们保证，凯鹏华盈的增长机构将能够为他们公司的后续投资提供资金。不过，米克尔并不愿意做出这样的保证。双方在一些行政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基金管理、招聘做法以及投资委员会的结构。

直到去年，凯鹏华盈内部的氛围已演变成自尊心受挫和普遍的怨恨。顶级风投公司排名也经常把凯鹏华盈的位置不断下拉，在CB Insights最近公布的全球前20名风险投资家中，米克尔是唯一一个与凯鹏华盈有关的名字，排名第8。一位前内部人士表示：“坦白地讲，凯鹏华盈的每个人都在关心这些排名。”另一个位则表示：“哈米德突然进来了，他以为自己是新来的老大，而米克尔却一直以为自己是老大。这种情况下，她为什么不能选择离开呢？”

九月，米克尔做到了。她宣布，她将退出凯鹏华盈，成立一家名为Bond的公司，该公司仍专注于处于后期阶段的私营企业，她将带领凯鹏华盈团队一起前进。这些人包括她的长期合作伙伴Mood Rowghani、华平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的老兵诺亚•克瑙夫（Noah Knauf），以及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凯鹏华盈工作的朱丽叶•德•鲍比尼（Juliet de Baubigny）。他们将留下哈米德、富什曼和其他一小群凯鹏华盈的投资者，试图重建该公司的声誉。

风险投资公司的拆分与婚姻的破裂并没有多大不同。现年59岁的米克尔还没有完成债券的筹资工作，她一直在照顾凯鹏华盈的“孩子们”，一些她在该公司工作期间投资的初创公司。就像离婚的配偶还没有整理好离婚文件一样，双方仍在同居。他们继续在旧金山南公园附近以及门洛公园沙丘路凯鹏华盈长期以来的综合大楼里共用办公空间。

现年67岁的约翰•多尔仍是凯鹏华盈的董事长，他早已不再亲自过问公司的投资资金，但他会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衡量什么是重要的（Measure What Matters）》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分享了自己在谷歌和其他公司的经验，以及如何通过“目标和关键结果（objective and key results，简称okr）”进行投资管理。今年2月，多尔获得了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众多凯鹏华盈校友参加的庆祝活动上，米克尔向大家介绍了他，表明了他没有怀恨在心。多尔称自己为“绝望的乐观主义者”，他提醒听众“想法很容易，执行就是一切。这需要一个团队来赢得胜利。”

多尔在凯鹏华盈的继任者们仍在继续努力，试图找到硅谷的下一件大事。他们投资了员工管理软件公司Rippling、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模拟软件的Applied Intuition、以及用于管理食品券的应用程序Propel。此外他们在如何传达共同价值观的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听从了董事长的指示。

风险投资合伙人最近举行了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团队，一个梦想”的口号，这是对该公司此前支离破碎的经营方式的一种反省。新的领导层还计划在每季度召开一次全员会议，以提高公司业绩的透明度。正如多尔在书中所恳求的那样，他们试图衡量现在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

凯鹏华盈大事记

1972年：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正式成立。

1976年：凯鹏华盈投资10万美元，孵化生物技术企业基因泰克（Genentech）。30年后，以470亿美元的价格售出。

1980年：曾在半导体制造商英特尔从事销售工作的约翰•多尔加入凯鹏华盈成为投资者。

1994年：凯鹏华盈投资500万美元，收购了网景（Netscape）25%的股份。Netscape是第一家商业网络浏览器公司，该公司在第二年上市之后，获得了4亿美元的回报。

1996年6月：凯鹏华盈持有亚马逊800万美元的股份，亚马逊于次年上市。

1999年6月：凯鹏华盈与竞争对手红杉资本一起，斥资1180万美元收购了谷歌的股份，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之一。

2004年2月：普通合伙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离开凯鹏华盈，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科斯拉风险投资（Khosla Ventures），此前他在凯鹏华盈工作了18年。

2006年2月：凯鹏华盈成立了2亿美元的“大流行和生物防御基金（pandemic and biodefense fund）”，专注于预防传染病大流行。

2008年5月：凯鹏华盈推出了一只5亿美元的基金，专注于后期的“清洁技术”投资。电动汽车制造商菲斯克汽车（Fisker Automotive）后来破产，该公司由凯鹏华盈其他投资项目出资。

2010年11月：玛丽·米克尔宣布，她将离开摩根士丹利和华尔街，加入凯鹏华盈，领导一只10亿美元的数字增长基金。

2012年5月：鲍康如（Ellen Pao）起诉凯鹏华盈性别歧视。虽然她输掉了官司，但凯鹏华盈的声誉在公开审判中严重受损。

2016年3月：多尔成为凯鹏华盈董事长。

2016年6月：凯鹏华盈为其第三只增长基金筹集了10亿美元。

2017年8月：来自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Mamoon Hamid加入凯鹏华盈。

2018年9月：初期基金和成长期基金宣布分拆。

2019年1月：在离开凯鹏华盈后，米克尔创立新公司Bond，并为该公司设立了首只基金12.5亿美元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