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殖民扩张的缩微画卷

（图片来源：全景视图）

刘军/文

英国历史作家、记者理查德·霍尔的《季风帝国：印度洋及其入侵者的历史》一书,全面展现了16世纪以来印度洋地区的文明在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和掠夺下逐渐衰亡的历史。

历史长河中的印度洋，曾一度是人类发展的中心，数千年来众多种族融合、征战和贸易的竞技场。印度洋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多受季风的主宰。“季风”一词来自阿拉伯语中的mawsim，意思是“季节”。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几乎不了解印度洋；中世纪的欧洲，开始寻找通往印度的新道路，以便打破东方阿拉伯人的屏障。欧洲的航海者一直受到非洲大陆的阻碍，直到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才解决。1497-1499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开启了葡萄牙建立海上帝国的历程。

霍尔指出，自16世纪起，欧洲人进入印度洋地区之后，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的生活：繁盛的王国被征服，古老的宗教与种族关系陷入混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古代的贸易模式很快灭绝；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殖民者，对于印度洋地区的探索（发现）、征服和掠夺，使这五百年历史进程中充斥着野蛮、背叛和殖民主义的罪恶。

霍尔写道,20世纪60年代早期，殖民主义在非洲终结，如同其降临时一样突然。20世纪末期，全球的边界发生了醒目的变化。非洲越来越多地回复到其与亚洲的历史联系。当中国人建造了非洲独立铁路时，非洲人没有忘记提及500年前三宝太监郑和的舰队对东非的访问。

霍尔认为，非洲在未来与亚洲的融合，将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它经历了漫长的不发达时期。非洲数个世纪以来，用未加工的出口物换取进口工业品，所以从未有过资本积累。非洲大陆今天仍然被视为东方繁荣工业的原料供给者。非洲需要摆脱与印度洋邻居的从属关系，在其贡献长期被局限在象牙、金沙、豹皮和奴隶的竞技场中，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殖民主义的法理争辩

《季风帝国》并非专业的学术著作，但广泛参考了当时西方关于印度洋及非洲研究的文献，基本的史事叙述均有文献可征，信实可靠、叙述生动，但对于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的阐述分析，则基本付之阙如。

比如，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史，并非只是达·伽马、阿尔布开克、克莱武和卢格德们的暴虐屠杀，其背后也有着激烈的法理争辩、冲突。

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其实一直是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家、道德家们长期关注的问题。自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征服美洲以来，欧洲的政治理论家试图将正义和自然法的观点与欧洲对非西方人民行使主权的做法协调起来。19世纪，随着欧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达到顶峰，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和殖民帝国的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尤为尖锐：有些著名的思想家在捍卫普遍主义和平等原则的同时，也捍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合法性。

西班牙征服美洲，曾引发欧洲的神学、政治和伦理争论，焦点是使用武力来获得对外国土地的控制权是否合法。根据教皇英诺森四世的说法，欧洲人不能对异教徒发动战争，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异教徒就剥夺其土地、财产；但是，在异教徒违反自然法的情况下，基督徒行使武力是合法的。

于是，西班牙人很快得出结论，美洲土著人赤身裸体、粗野无文，显然“有悖于自然法”，以此来使其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侵略、杀戮和奴役合法化、正当化。达伽马、阿尔布开克等人侵入印度洋之后的野蛮屠杀，所秉持的也是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自然法”加持下的殖民征服的“合法暴行”。

18、19世纪，欧洲殖民帝国日益扩张之际，英法德等国的思想家们，也对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日益关注。诸如康德、斯密、贡斯当、伯克、狄德罗等思想家，对殖民主义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批判，并对欧洲人有义务教化世界其他地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对征服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是灾难性的。贡斯当在《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中，就曾辛辣地写道：“有些政府，当他们派兵到遥远的地方时，仍然在谈论保家卫国……他们可能是将所有他们放火的地方叫作祖国”。

但是，到19世纪中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这些英法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却大力支持欧洲帝国征服非欧洲民族。、密尔认为，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可以起到“提升印度人文明水平”的作用，从而使其更接近他理想中的“自由社会”。托克维尔则认为，法国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维护法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为此法国殖民军队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屠杀和征服，都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国际社会等级制与“国际的边界”

美国学者詹妮弗·皮茨还从国际法从“特殊化”到“普世化”的过程，探讨了欧洲殖民帝国扩张中“国际的边界”问题。

皮茨指出，19世纪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与欧洲宗主国控制的全球帝国--创立了现存的国际秩序。但19世纪也带来了一种普遍的误解，即“国际体系由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这一误解始自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他将国家视作平等的、有道德的人，却忽视了一个事实：等级制的世界作为帝国主义的遗产始终存在。

瓦特尔视国家为有道德的人，各国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无论其规模或实力有何差别。英国思想家、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此理论颇为赞同，在抨击英国干涉印度内政、破坏国际法时，就引用了瓦特尔的理论。批评英国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人同样引证瓦特尔，认为英国破坏了中国在国际法框架下的平等权利。

但是，瓦特尔的平等主权国家体系并未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即欧洲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等级制的帝国，其中宗主国是帝国的核心，而不仅仅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主权国家之一。瓦特尔没有将等级制度和帝国的海外扩张，纳入他的国际法体系当中。

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主战、反战两方都引证瓦特尔。支持战争的人指出，任何国家都应当参与到国际贸易当中，因此中国违反了公平原则。但也有些人意识到，瓦特尔的理论对主战方不利，试图将中国从国际法的领域当中排除出去。比如，美国总统亚当斯就曾以国会议员的身份为战争辩护，宣称清国顽固地抗拒平等国家体系，拒绝加入国际社会大家庭；英国是在为互惠平等理念而斗争，而英国军队是为了解放他人而出征。

反战者则坚持认为，国际法应当适用于每一个国家，英国发动战争是滥用权力，违反了国际法。当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他让手下人翻译了瓦特尔的几篇文章，其中提到国家有权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贸易进行限制，并且没收违禁品。瓦特尔认为，国家有权制定和变更贸易政策，而林则徐的禁烟令与之并不抵触。但是欧洲人马上宣布瓦特尔的观点已经过时，而让林则徐选择了亨利·惠顿的《万国公法》。惠顿认为，国际法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仅限于“欧洲的文明的信奉基督的人们”，而不适用于亚洲和非洲的异教国家。

皮茨指出，杰里米·边沁是当时唯一能与瓦特尔匹敌的政治思想家。18世纪80年代，边沁认为，全球和平的前提就是所有国家都解放其殖民地--帝国的野心和暴力是对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殖民地是引发现代战争的主要原因，如果想建立互惠平等的国家体系和国际法体系，就必须放弃帝国的野心。但19世纪20年代，边沁的观点起了变化，开始将受国际法规制的国家限定在所谓“文明国家”，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边沁放弃了终结帝国的想法，也放弃了此前对于世界和平的定义，即所有殖民地的解放；取而代之的是，任何国家都不得侵犯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他认为，只要欧洲列强在殖民地的行为没有违反国际法，它们就可以发展成为全球帝国而不受制裁。

皮茨指出，边沁的思想转变令人困惑，原因不明。国际社会被限定在欧洲的平等国家之间，它们具有双重身份：对于彼此而言是法律上的平等国家，同时又是控制着广大领土的帝国。在这种体系中，国际法仅仅约束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不能用来分析这些国家身为帝国的所作所为，也无法体现国际秩序的等级结构。

皮茨所描绘的这一“普遍主义”和“国际等级制/权力政治”互相纠缠的历史所导致的惨烈冲突，曾经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在国际争端日趋剧烈的当前，我们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普遍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与等级制/强力政治彼此冲突的隐忧。

我们能从历史的错误和悲剧中学习吗？读罢霍尔《季风帝国》中的满纸帝国罪行和残虐，重温法国作家尤瑟纳尔的总结，希望我们能够拥有她的乐观期待：

我对人类的境况期望甚少，人类的幸福时期，人类的局部进步，人类重新开始并继续努力的过程，在我看来……或能弥补人类的弊病和失败，弥补冷漠和错误。灾难和毁灭会来——混乱虽然时而获胜，但秩序终将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