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珠峰是一门社交学

  【小菜一碟】

  对于真正的登山爱好者而言，登山仅仅是因为山在那里，而不是夹杂其中的七七八八的名利。

  蔡江伟

  据说，今年攀登珠峰的人特别多，出现了排队拥堵的情况。甚至有人因为等待时间过长，途中耗尽氧气而遭遇险境。

  每年的5月都是攀登珠峰的黄金时间，因为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哪怕是些许的气候变化，也足以影响到攀登者的生命安危，而5月则是珠峰地区气候最为温和的时刻。加上前段时间曾传出过消息，珠峰将要封山，禁止商业攀登。虽然最终被辟谣，但谁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真的出台类似政策。那么，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赶在靴子落地前完成登顶的“壮举”。

  虽然不知道今年这些排队攀登者的国别分布，但想来应该是以中国人居多。不光是地利的优势，还跟近些年以来国人的商业文化氛围有关。在万科前任董事长王石等人完成登顶珠峰的“壮举”并被报章大幅传播后，攀登珠峰这个行为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偏向于体育活动转变为偏向形象塑造。后来，郁亮也跟着登顶，以万科对中国企业圈文化的影响力，以致不少企业家也跟随着踏上这段旅程，尽管这一路颠簸并不轻松，甚至非常危险。

  至此，攀登珠峰终于完成了性质的蜕变——与其说这是一项运动，不妨理解成是一种社交活动。其实古时候就有人把登山当成了收获名利的捷径，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终南捷径”，在某个特殊案例后，隐居山中的人便络绎不绝。如今终南山远离了权力体系，所谓的“捷径”也就不复存在。相反，在社交圈层的竞争中，终南山的级别越来越低，甚至变成逃离北上广后的短暂归属，走出了一条“社交降级”的道路。

  究其原因，珠峰因为其海拔担当，从人迹罕至到游人如织，被攀登者赋予社交属性，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珠峰对社交圈层的划分效率很高，首先能够攀登珠峰的，经济条件至少不差，这可以有效地降低攀登者的身份识别成本；专业的装备，前期的准备，加上雇佣向导，来回的差旅费等支出，单次花销几十万元只是起步价，上不封顶，这显然就将中产阶级以下的群体排除在外；其次，攀登珠峰是很危险的行为，一个小组里的成员，需要互相鼓励与密切配合，食物、氧气等物质都需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精细化配置，一路坎坷下来，堪称共生死的患难交情，这种情况下结成的革命友谊自然愈发牢固；而相比已经日显泛滥的商学院课程，攀登珠峰还能以坚韧、阳光、运动之名，天然就站在形象塑造的制高点上。

  近些年来，在商业化的运作下，攀登珠峰的群体主流，实际上早就不是真正的登山爱好者。有向导的帮助，以及现代科技的加持，攀登珠峰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以至于舆论将一部分人描述成“抬着上了珠峰”。也就在前几天，某女性企业家就被媒体翻出旧账，说他虽然四次登顶珠峰，但旗下的上市公司股价，却跌得七荤八素。虽然股价跟登上珠峰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这位女企业家其实也是从事户外行业，与登山运动颇为贴切，但登顶珠峰的含金量不断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真正的登山爱好者而言，登山仅仅是因为山在那里，而不是夹杂其中的七七八八的名利。什么时候能扭转大家对珠峰的向往？恐怕这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随着攀登珠峰者日益增多，沿途地区的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我倒是赞成早点禁止商业化攀登珠峰。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