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中国经验

梁昊，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

王嘉伦，新加坡管理大学学生

2019年五月的一天傍晚，新加坡管理大学大二的蒋雯敏（化名）如往常一样走进学校的餐厅。现金曾经是新加坡人在餐厅主要的支付方式，现在随着新加坡政府建设“智慧城市” 的愿景，餐厅里的摊位也安装上了移动支付终端。出于卫生考虑，蒋雯敏尝试着使用手机支付餐费。但当她尝试着使用PayLah!支付时，却发现电子钱包中的余额不足。如果通过账号密码登陆网上银行，再经过短信验证码为电子钱包充值则将需要至少两分钟。无奈之下，蒋雯敏最终还是使用现金支付了这顿晚餐。蒋雯敏来自中国广东，对于像她一样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希望便捷可靠的移动支付可以在新加坡落地。

几十年来，新加坡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者，它的高等学府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官员和企业家，更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来源国。但当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不断刷新世界对普惠金融的理解的同时，新加坡也在思考，为什么“老师” 这次落后于自己的“学生”了？

对新加坡的挑战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7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讲述了时任新加坡人力部长林瑞生在上海街头排队买栗子的经历。没有见过手机扫码支付的林瑞生部长感觉在中国自己像个“乡巴佬” 。这个故事甚至影响了新加坡政府的智慧城市发展战略。随后新加坡政府宣布将部署2.5万台可支持芯片卡、磁条卡和二维码移动支付的POS机。PayNow移动钱包也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两年之后，如果让我们再度比较两国之间移动支付的发展，我们发现差距似乎没有缩小。新加坡政府在推广金融科技方面不可谓不积极，一年一度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也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厂商，新加坡的淡马锡也参与投资了中国几乎所有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但生活中现金仍然是最常用的支付方式，其使用频率比移动支付和银行卡高出约50%。中国则在这两年中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通过普惠金融盘活了几千万“码商” 群体。通过分析普惠金融中的“中国模式” 成功的原因，我们希望为新加坡的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经验1：金融科技意味着什么？提升效率还是新的业务模式

金融科技是一个在2015年左右流行起来的新词，但是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却伴随着整个金融史。十九世纪电报的发明改变了银行汇款的方式，到今天“电汇”这个词在英文中仍译为“电报转账”。到后来的ATM机、信用卡、网上银行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无疑不极大地提升了金融体系的效率。但是为什么我们却不把这些技术叫做金融科技呢？

国际上第一次对金融科技给出统一的定义是在2016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了《金融科技的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其中将金融科技定义为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以及新流程和新产品等。从中我们看出金融科技的关键在于“创新” 以及“重大影响”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人们没有把ATM机等技术叫做金融科技——这些应用提高了银行工作效率，却没有创造新的流程或者业务模式。虽然ATM机使顾客在银行的工作时间之外也能获得服务，但其本质上还只是在传统银行上的一个延伸。

我们再回过头看“创新”和“重大影响”这两个要素。创新要靠科技，那“重大影响”靠什么？如果说靠金额，比如说比特币的市值和ICO的募资数量。可是这毕竟也只是“币圈”内部的事，其影响力还是有限。笔者认为金融科技的重大影响还是要通过“普惠”来实现，即广泛的受众群体。

一直以来，“普惠”与“金融”似乎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法国著名经济学家ThomasPiketty在其于2014年出版的震撼全球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阐述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的长期规律，并激起了世界范围的关于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大讨论。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中，关于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the Pyramid，或BOP）的理论与实证证据不仅强调了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更指出了金融与创业机会的不平等。少数富裕的头部客户享受了定制化的金融服务同时贡献了绝大多数利润，而大部分金字塔底部的群体享受不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融资服务。小微金融（microfinance）的兴起曾一度被寄予解决BOP人群融资难的厚望，但现实是，大部分小微金融机构迫于生存和盈利的压力而陷入“使命漂移” (Mission Drift)的困境，小微贷款利率往往高于30%，无法达到“普惠”的目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金融科技，其“普惠”意义显得尤其重要。

大多数的银行贷款模式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品。另一方面高度规范化的条款（比如对于贷款期限和提前还款的要求）也降低了贷款的灵活性和借款人的借款欲望。小微企业融资具有“小”且“急”的特点：金额最低的只有几千元，但往往需求紧急，一般三个月左右就会还款（小微贷款一般用于日常周转和支付货款等）。这导致小微企业贷款频率高的同时对灵活度也有较高需求。传统的银行贷款流程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审批，大概只有30%申请会被通过。对于银行来说放一笔贷款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较高的风控成本使得传统的银行更喜欢做大金额、长周期的对公业务。小微企业的融资缺口一直存在。事实上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贷款大多数还是来自亲友之间或者是民间借贷公司。

通过金融科技改变信贷业务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就是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网商银行2015年创立至一共为1500多万包括“码商” 在内的小微企业和提供了信贷服务，这一数字超过中国任何一家银行。 “码商”群体也就此崛起。网商银行是一家互联网银行，帐户开户基本都在线上完成。贷款人用3分钟线上申请，极短时间甚至几秒内即可放贷，全程依靠云计算几乎不需要人工操作，包括调查征信记录，也不需要抵押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大概只有业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金融科技使“即普且惠” 的商业模式成为了可能，还比传统模式做的还好。

经验2：移动支付在中国下沉到金字塔底，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底层用户的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的入口

没有什么别的手机应用能做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么“接地气”，绝大多数国人手机里都有至少一个移动支付应用。益普索的调查显示支付宝用户数量受访人群的60%以上，如果算上微信支付，移动支付则一共覆盖了超过87%的人群。移动支付广泛的普及对于在社会层面推广普惠金融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FI）将普惠金融定义为“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都能够有效获得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以下金融服务：贷款、储蓄、支付和保险” 。业界认为普惠金融的应该具有以下特性(1) 可得性； (2) 多样且适当的产品； (3) 商业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4) 安全和责任。

不同于专注C端金融科技企业，蚂蚁金服在普惠金融的两端都取得了均衡的发展，特别是更为上千万的“码商”群体提供全面的普惠金融服务。服务于小微企业这些经济的毛细血管从微观上来说改善了无数家庭民生，宏观上来说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社会和经济层面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除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信贷和支付业务，蚂蚁金服为“码商”还提供储蓄和保险业务在内的完整金融价值链。比如说对码商群体，蚂蚁金服推出了“多收多保”服务，即通过使用支付宝收钱码，码商可以获得支付宝赠送的免费医保。网商银行的余利宝也可将每笔入账自动存入货币基金获得额外的收益。蚂蚁保险平台和蚂蚁财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保险与资管公司与用户之间距离缩短了。同时也极大地降低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门槛，让更多用户可以便利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和理财产品，达到了“普惠”的目的。

如果我们用普惠金融的标准来看，互联网平台解决的是可得性和产品多样性的问题，其背后的大数据风控和云计算技术则使得商业可行性和资金安全性成为可能。金融科技的发展使提供“即普且惠” 的完整的金融价值链不仅技术上可能，在不依赖政策性补贴的情况下，商业上也是可行的。普惠金融是金融科技之上更进一步：即将传统金融机构不愿意做、做不了的小微企业和“散户投资者”们盘活了。以蚂蚁金服为例，“余额宝”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支付宝，凸显了移动支付作为普惠金融入口的地位。将完整的金融价值链下沉到金字塔底(BOP)，用金融科技改变了用户的生活。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金融科技在中国有着远超于其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创新的目的是普惠。

经验3：中国企业自下而上的市场开发模式值得借鉴

笔者认为在市场中，只有当技术成熟后并给与企业足够的监管自由后，企业才会主动去抢占金字塔底层的新市场。企业间的合理竞争也会促进企业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创新，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应用。目前新加坡政府的行政手段解决的是金融科技从无到有的转变，而从有到优最后到以客户为中心的普惠，还是要靠有使命感的本地企业自发地完成。新加坡作为东西交流的平台，有着世界一流的优秀人才和高效的政府，相信新加坡不光能在移动支付方面摸索出适合自身的模式，也可以在东南亚的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有所作为。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则可以供技术支持。比如蚂蚁金服的免抵押信贷模式通过本地合作伙伴在巴基斯坦落地就是一个技术输出的成功案例。

笔者认为新加坡目前面临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新加坡缺少微信和支付宝这样的国民应用。以新加坡的“超级应用”Garb“为例，包含Grab在内的所有网约车软件在新加坡的市场普及率不到30%，不及支付宝的一半。其中不少乘客使用仍然使用现金支付车费。二是新加坡的金融体系较为完善，芯片卡和NFC技术的手机支付较为普及。留给二维码移动支付等的“另类金融”的余地不多。第三就是人们的观点，接近60%的受访者表示不认为新加坡短期内将成为无现金社会。

结语

正在清华大学交换学习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大三学生Dave 说，他刚到北京就学会了扫码支付，之后就几乎再就没使用过现金。他认为虽然新加坡的移动支付发展很快，但和中国还有较大差距。Dave认为普及移动支付最重要的是要满足用户的需求，比如现在聚餐时分摊账单的制功能就很棒。但相本地钱包应用繁琐的身份验证是妨碍移动支付普及的困难之一。Dave 说街边看到商贩几乎都是“码商”，每个人的摊位上都贴着支付的二维码，他觉得移动支付让大家都感到便利。对于移动支付将“码商” 纳入信用体系并获得无抵押贷款，Dave感到不可思议。

诚然，新加坡和中国各有不同的社会和企业文化，两国在法制和金融体系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不可能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的成功也不能简单归结于上述的原因，但我们相信普惠金融的理念是相通的。普惠金融的中国模式验证了不依赖政策性扶持的普惠金融的商业可行性，同时也体现了普惠金融除了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价值。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